連云港古代石刻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連云港地區的史前文明、地理變遷、建置沿革、城市發展、佛道歷史、地方經濟、文化教育、軍備海防、民俗風情等，既有鴻篇巨制，也有尺方小品，集歷史價值與藝術魅力于一體。在第48個國際博物館日，讓我們走進連云港市博物館，一探“石呈千載——連云港古代石刻藝術特展”中的山海瑰寶。

在一張石刻拓片上，記者看到上面繪有人面、農作物、鳥頭、獸面、星象及太陽等符號。“這是將軍崖巖畫，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巖畫之一，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稱它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書’。”連云港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館員高偉介紹說。

將軍崖巖畫產生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題材主要內容為原始農業，其次是星象和動物。說明當時的東夷部落不僅具有了初步的原始農耕作業，原始狩獵業也成了維持先民生計的重要手段。星象則表明當時人們已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識。

在石上刻這些圖案表示什么意思？高偉認為，在當時原始宗教、巫術盛行的條件下，原始先民們將農作物刻在巖石之上，將其視為農神來拜祭，以祈禱好的收成。仔細看這些巖畫，就會發現在簡潔的線條之中往往還有一些神奇之筆。例如巖畫第一組人面像，大多數頭下都有一條線通向農作物，既可理解是人物身體的抽象形式，又可以理解為連接人面像和農作物的生命之線，象征著人與農作物不可分割的緊密關系。巖畫中出現鳥頭形象，也反映了當時東夷部落以鳥為圖騰的崇拜。

連云港的孔望山，因傳說孔子曾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孔望山摩崖造像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東漢末期的道教、佛教石刻藝術，造像共計105個，如道教人物造像、佛教舍身飼虎圖、涅槃圖等。

為什么在東漢末年的孔望山會出現既有道教又有佛教內容的摩崖造像呢？高偉解釋，據《后漢書·楚王英傳》載，當時楚王劉英將黃帝、老子與佛陀放在一起進行祭祀，漢明帝對這種做法予以支持，通過頒布詔書的形式向社會宣傳。由于統治階級的推廣，黃老與佛陀并祀的做法在社會上開始流行。

楚王為何將道佛并祀？因為孔望山所在的今蘇魯交界的沿海地區，曾是陰陽、黃老之學和道教的發祥地。另據歷史文獻記載，該地區在東漢末年開始興起佛教崇拜，所以孔望山出現黃老與佛陀并祀的摩崖造像絕非偶然。

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南角，歷代文人雅士都爭相將自己的名字連同歷史事跡刻在上面。就在這座山上，鐫有唐宋元明清各代石刻30多處，其中以“張叔夜登高碑”最為著名。從碑刻記載可知，北宋宣和（宋徽宗年號）庚子年（1120），徽猷閣待制知州事張叔夜和淮東兵馬都監劉繩孫等人在重陽日登高白虎山。就在第二年，張叔夜設巧計擊敗了宋江起義軍。

根據史料記載，宣和元年（1119），宋江在河朔起事，宣和三年（1121），宋江率軍轉戰至海州，張叔夜預設埋伏，義軍大敗，宋江被迫投降。當地人傳說，張叔夜和宋江就是激戰于白虎山下，白虎山底有一處黃土嶺曾為亂葬坑，百姓稱為“好漢塋”。因此，張叔夜登高碑引得無數人來登山尋古，遙想“梁山好漢”的一段往事。

此次，清代兩江總督陶澍的“印心石屋”詩碑、“印心石屋”石刻、“蟠龍丈人歌”詩碑拓片為首次展出。

陶澍，嘉慶七年進士，道光五年調江蘇巡撫。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以兩江總督身份兼理兩淮鹽政，任內整頓淮鹽積弊，又于淮北試行票鹽，使淮鹽得以行銷。

據連云港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趙旭介紹，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親赴海州試行票鹽改革。同年，陶澍登云臺山，在三元宮升香祈福后，寫下四首七律，并鐫刻成碑，《云臺新志》記為“宮保陶公云臺詩刻”，當時和者有400人之多，和詩有1000多首。

此外，相傳花果山上曾經有一株蟠龍松長得非常奇特，稱為“蟠龍丈人”。也是在這一年，陶澍聽聞后，作詩《蟠龍丈人歌》，這是他巡視海州作的最長的一首詩，細筆描繪了蟠龍松奇古姿態，引得海內數十位文人墨客應和，成為當時文壇一大盛事。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因政績卓著，被召入京覲見。因陶澍小時候讀書的書屋為“印心石屋”，道光帝賜書“印心石屋”。同年，陶澍第二次來到海州，將“印心石屋”刻在今花果山水簾洞左側的巖壁上。后來，“宮保陶公云臺詩刻”又被稱為“印心石屋”詩碑。

連云港市博物館方面表示，此次展覽與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合作，以‘石呈千載’為名，就是要將跨越萬年的連云港石刻文化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梳理和呈現，依托石刻奇觀印證這一方獨特的山海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