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軍
年方26歲的趙孟頫,于宋元之交失去了官職,賦閑在家。如果他堅守士節(jié),倒也可以過上閑居吳興(今湖州)、悠然自牧的生活。但他的內心,并不甘于坎廩躓困、無聞終老。這或許與他母親丘夫人從小對他寄予的厚望有關。母親在其年幼失怙時曾教導說“汝幼孤,不能自強于學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到了南宋滅后,又常勸勉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所以,元朝行臺御史程鉅夫為新朝搜訪江南賢才時,“自力于學”的趙孟頫才會被說服出山。剛開始,他“屢辭征召”,但很快便收攏姿態(tài),頭也不回地邁出了“仕元”的第一步。
也許,趙孟頫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步著實踩在了人生“緊要”處。后來他仕元五朝,官居一品,雖名滿天下、推恩三代,但內心卻一直處于糾結自訟之中,可謂“富貴已極,痛苦已極”。這種情緒,在其詩文中不乏流露:“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
兩年前我曾游訪位于湖州的趙孟頫故居,發(fā)現門頭一塊牌匾寫著“鷗波無盡”四字,其中寓意想必由詩而來。這種一詠三嘆、自怨自艾的聲調在趙孟頫的詩作中反復出現。既然如此,你何不舍棄富貴、重回林下?并沒人逼著你非得擔任那朝中重臣。由此便可看出,趙孟頫性格中有患得患失的一面。坦白講,他的這類詩我并不樂意讀,更不愿在文中多加引用,只因太過優(yōu)柔而無駿發(fā)之氣。
“仕元”給趙孟頫帶來的榮華富貴,并不能抵消伴隨他終生的有關“失節(jié)”的拷問。直到他66歲才得以卸篆還家,但僅隔3年便撒手命終。他身謝之后,當時的書畫圈仍秉持師道,尊其為“托古改制”的書畫領袖而大加推崇,但其后數百年,不光是他的人格廣受詬病,甚而由人及書、就人論書的斥責也隨之而來。
明代書法家項穆曾評價:“孟頫之書,溫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jié)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之祿也。”前褒后貶,著力于“貶”,然所貶者,卻明顯和書法無關了。近人康有為也因瞧不起趙孟頫身為帝胄而入元為官,稱其書法為“流靡之輩”。就連清初學問淵博的草書大家傅山,雖早年學趙孟頫書法幾可亂真,卻也很快轉變立場:“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痛惡其書淺俗如無骨。”
后來對于趙孟頫書法的品評,“由人及書”漸漸不占上風,“就書論書”成主流意識。對于趙孟頫書法的審美,在明末清初即已步入正軌。甚至一些對于趙書向來持負面態(tài)度的人,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修正自己的觀點,最終表現出對于趙書心悅誠服的態(tài)度。
比如與趙孟頫并稱“趙董”的董其昌,作為趙孟頫之后被清代“官方推崇”的書法家,他一輩子不服趙孟頫,說“趙書因熟得俗態(tài),吾書因生得秀色”,好一副自信滿滿的口吻。然而到了晚年,董其昌好似幡然醒悟,終于心平氣和地說出以下這句話:“余年十八學晉人書,得其形模,便目無趙吳興,今老矣,始知吳興書法之妙。”高手過招,承認不如別人,確實不易,但最終能放下執(zhí)念,正視差距,反倒顯出恢恢的大家氣象來。
有意思的是,傅山也在晚年轉變了對趙孟頫的看法。他在詩歌《秉燭》中說:“秉燭起長嘆,奇人想斷腸。趙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豈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斫輪余一筆,何處發(fā)文章。”在一個秉燭獨坐的夜晚,傅山突然想起趙孟頫這個“奇人”,竟由衷地發(fā)出一聲贊嘆,甚而想他都“想斷腸”。被自己罵了一輩子、未肯稍降辭色的“趙廝”,現在看來還真是“異于常人”的大才子啊!甚至還連帶夸贊了趙孟頫的另一半,所謂“趙管風流”的管道升。一生高潔自傲、學富五車的傅山,在他生命的老境,能對趙孟頫發(fā)出這樣的一番感嘆,已然進入超脫和沖淡的境界。他的這種轉變,和董其昌“始知吳興之不可及”的情形可謂殊途同歸,是大師間循厥源流、身老道彰以及內心的袒露。
可以說,趙孟頫的書法雖因他的“仕元”而受到某種“株連”式的差評,但當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書藝本身時,還是不由自主地為之傾倒。趙孟頫33歲那年曾北上大都晉見元仁宗,這事若不作其他解讀的話,至少可以看出元仁宗在識才知人方面的慧眼。經與趙孟頫一番交談后,仁宗曾對身邊臣子說,人所不及趙孟頫者有七:“一為帝王苗裔;二為狀貌昳麗;三為博學多聞;四為操履純正;五為文詞高古;六為書畫絕倫;七為旁通佛老。”如此高評,實可謂“驚為天人”。趙孟頫并未因此而洋洋自得、裘馬自阻,甚而還長期保持一種謹慎低調的處世作風。因為他心里明白,失去的已然失去了,而唯有在藝術上,才能找回屬于自己的那份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