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新聲，匯成時代的交響

2022-12-08 17:32 來源: 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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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

愚園路上，每一條里弄，每一幢老建筑，幾乎都蘊含著一段動人的故事，出現過不少撬動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因而留下傳奇無數。

僅以愚園路1015號這座西班牙式建筑來說，數十年間，周作民、杜聿明、李濟深的身影相繼在此穿梭而過，影響著時代的風云變幻。曾幾何時，這里成為長寧區工商聯的駐地。記得多曾陪祖父前來此與昔日老友聚會，只是對屋內陳設不復記憶。十數年前，一對熱愛老建筑的母子相中這棟老宅，在這里開設了一家有品位的老上海餐廳。熱愛海派文化的老克勒常結伴而來，品味佳肴，回憶過往。白先勇先生每次來滬，差不多都會邀上三五知己到此論曲說文，也對餐廳的上海熏魚、糖醋小排、糯米蓮藕、花椒萵筍等流連忘返。

這個建筑的底層有一間弧形狀大客廳，陽光透過落地鋼窗照射到屋內，灑下斑駁影子，極富浪漫色彩。屋外有一片大草坪，四季常青。不遠處還有一座中國式庭院，小橋流水，假山綠樹，交相輝映，簡直是一處渾然天成的錄影棚。故此，《可凡傾聽》開播后，這個老宅便成了節目會客廳，我常常約嘉賓在此做訪問。海內外賓客紛至沓來，近百年的老宅又接續新的文脈，唱出時代新聲——

一

歌唱家朱逢博，由同濟大學建筑系高才生華麗轉身，成為當代流行音樂開拓者之一，與李谷一南北呼應，引發一股音樂潮流。她演唱的一首首經典歌曲，因其清澈甜美的嗓音，深情委婉的旋律，醉倒無數樂迷。

只是隨著丈夫施鴻鄂先生的離世，朱逢博老師就深居簡出。幸得其家人、學生傾心照顧，她才慢慢走出悲痛，重新整頓心情，回歸公眾視線，也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與往昔相比，采訪中的朱老師語速明顯緩慢了，記憶仿佛一條曲曲折折的小溪，蜿蜒前行，有時又會濺出些許水花。在她那里，諸多事業高光點似乎已有意無意被遺忘，濃墨重彩的倒是師友們曾給予她的那些溫暖。

采訪中，雖已耄耋之年，她仍清晰地記得當年王昆老師來上海演《白毛女》時，對她這個拉大幕的小姑娘投以青眼，并讓她隨便唱一曲。她也不怯場，唱起了電影《紅日》主題曲《誰不說俺家鄉好》。那清脆甜美的嗓音令王昆欣喜不已，認為她很有天賦。每次王昆演出時，朱逢博總是躲在側幕間，觀察并揣摩老師的聲音處理與氣息運用。所以，她戲稱，幕后偷藝是她的音樂“胎教”。

朱逢博與谷建芬則是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或許是山東人與生俱來的俠肝義膽，朱逢博老師向來愿意為同行兩肋插刀、仗義執言。看到李谷一因“氣聲”唱法遭“圍剿”，她毅然挺身而出。同樣，谷建芬身處爭議漩渦之中時，她也毫不猶豫地站在好友一邊。谷建芬回憶：“我在最困難的時候，朱逢博給我寫信，鼓勵我決不能停下手中的筆，并且表示要出版一張谷建芬作品集。那封信并不長，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與溫暖。”不過，朱老師并沒有將此事看得很重，只是淡淡地說：“我們是‘鐵哥們兒’，自然得站在一起。”

說起丈夫施鴻鄂，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首度去他琴房求教時竟差點吃閉門羹。彼時的朱逢博還只是一個“灰姑娘”，而施鴻鄂早已是名噪一時的歌唱家。那次，施鴻鄂剛聽朱逢博唱了幾句，便拿起杯子到樓上喝水，一去便一個多小時。但令他意外的是，待他回到琴房，發現朱逢博仍虔誠地站立在那里……天長日久，他倆在藝術切磋中相知相戀，終于成為一對樂壇伉儷。朱老師說，他們結婚時沒有置辦任何貴重物品，但深厚的情感讓他們彼此欣賞、長相廝守。

二

賴聲川，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戲劇導演之一，30年來，他與他的“表演工作坊”已成為一塊金字招牌。從冰火碰撞的《暗戀桃花源》，到笑中帶淚的《寶島一村》；從“四不像”的相聲劇系列，到連演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其作品一再突破陳規，挑戰傳統，創意可謂天馬行空。

賴導的母親是寧波人，曾在上海生活過，對這座城市感情篤深，家里親戚均能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一日三餐桌上擺的都是地道的上海菜。因此，來到上海后，賴導有種時光穿越之感，覺得自己回到了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場景之中。他早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攻讀戲劇專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戲劇理論，即“不要去定義它，或許能夠漸漸地尋找它的定義”。正是抱定這樣的理念，他留學歸來后創辦表演工作坊一炮而響，《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樣所謂的“相聲劇”橫空出世。

而大陸觀眾對賴聲川的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部經典之作《暗戀桃花源》。這部劇講述的是“暗戀”和“桃花源”兩個劇組同時與劇場簽訂了彩排合約，雙方爭執不下，最后不得不共用場地一起排練，竟意外造就了一場古今交錯、悲喜交加的舞臺奇觀。該劇的不少場景都安置在上海，賴導以為上海情結其實一直暗藏在他的潛意識里，那個時代上海的建筑、身著旗袍的婀娜女性，均成為其創作的靈感。

賴聲川認為靈感不可能憑空降臨，而是來自對人生的好奇。他常常會在公共場合，譬如馬路上、餐廳里仔細觀察周圍經過的人，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推斷或假設其生命歷程，從中發現一個人身上所擁有的喜劇與悲劇成分。在此基礎上，再注入passion（激情）和compassion（憐憫）這兩種元素，讓人物更趨立體感。因為，假如沒有passion，便無法探尋生活真諦；而缺少了compassion，便會陷入嘲諷或謾罵世人的泥淖，戲劇也就因此退化成機械的說教。所以，賴導創作時，首先是將自己還原成工匠，丟棄“風格”和“主義”等形而上的概念，以開放的心態去捕捉生活的細枝末節，讓自己不被條條框框所束縛。進入排練階段，他也有獨門絕技，即“集體即興創作”，在演員的即興表演中捕捉靈感的火花。或許，正是這樣的碰撞，讓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靈動的生活氣息，而少有閉門造車的艱澀感。

三

與賴聲川一樣，暢銷書《達·芬奇密碼》作者丹·布朗在老宅里談自己的創作時，也涉及了靈感這個話題。他從經典小說樣式中汲取了許多精華，再通過個人的創作得到一種融合偵探、科幻、懸疑、高科技、言情等眾多流行因素的小說文體。在寫作時，他始終以十二分的耐心和毅力，對待鍵盤敲下的每一個字。對他來說，最痛苦的莫過于靈感喪失、思路卡殼。他說：“靈感這個東西極為奇妙，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你周遭。有時候，一闕音樂、一幅圖片，或許就可令人茅塞頓開。”正是這樣的靈感方式，催生出了他的《數字城堡》《天使與魔鬼》《達·芬奇密碼》等佳作。

早在孩提時代，丹·布朗就顯露出過人的寫作天賦。5歲時，在母親的記錄下，他創作了人生第一本書《長頸鹿、豬和一條著火的褲子》，講述了長頸鹿、豬以及一條著火的褲子的冒險之旅。完成九年級課程之后，他進入一所私人高中，從老師杰克·希思那里懂得了“簡潔即美”的道理，“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有關亞利桑那大峽谷的文章，滿心期待著A的分數，沒想到老師只給了我C減，這令我大失所望。老師將文章中花里胡哨的形容詞全部圈出來，告誡我，作文不可用力過猛，文章如同繪畫一般也需要呼吸，只有簡潔的文風才能讓作品呼吸。”此后，他努力擺脫炫技“惡習”，返璞歸真，用心用情講好故事。

為了使小說懸念迭起、驚心動魄，丹·布朗絞盡腦汁，冥想苦思。有時候壓力過大，難以持續寫作，他便以自己獨創的“失重靴”方法調整心態。所謂“失重靴”方法，就是將頭朝下懸掛，那時，人看到的東西是顛倒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會不一樣。最初，他苦心孤詣創作的作品乏人問津。處女作《數字城堡》首次簽售時，他等了整整3個小時，無一讀者光顧。后來，他的作品成為暢銷書，再簽售時，讀者大排長龍，隊伍足足有3公里長，“有人問：何以能忍受長達5小時的簽售活動？我說，想起被人遺棄的時候，我寧愿選擇連續數小時勞作。”聊起人生的沉沉浮浮，丹·布朗頗為感慨。

四

榮辱沉浮，喜怒悲歡，對每個人而言，何嘗不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對丹·布朗如此，對黃永玉也如此。

黃永玉先生自20世紀40年代末起，舉辦過許多次畫展，90歲時，卻在上海辦了自己的文學展“我的文學行當”。那天，演員焦晃、曹雷、童自榮以及作家王安憶、趙麗宏、陳丹燕等分別朗讀了他的文學作品，最后，黃永玉先生登臺，以濃郁的湘西口音親自朗讀了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一部的后記：我不太清楚，古往今來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這般寬容耐心的雜志主人，讓一部小說連載五年之久并且還連載下去的？有朝一日連載完了，不出意外的話——意外只有兩個：一、李小林某天忽然大叫：“受不了啦！讓這個文章見鬼去吧！”二、我本人中途短命死掉！否則，三部書出齊那天，開個慶祝會……他朗讀完，掌聲久久。

結束后，我陪老先生到愚園路老宅品嘗他久違的上海菜肴，也請他聊聊和這座城市的情感。

大概20年前，黃永玉先生曾在我的留言簿上寫下這么一句話：“上海過去是冒險家的樂園，如今是藝術家的搖籃，誰不信，我揍他。”

說起自己在上海的經歷，他不無感情：“來上海那年，雖然已經22歲了，但仍身無分文，光應付每月50元的房租，就汗水涔涔了，只有拼命想辦法掙錢，可是身無長物，唯有靠木刻賺取微薄的稿費。按當時稿費算，一幅木刻僅5元錢，要刻10幅木刻才交得起房租。問題是，去哪里找那么多正派的報紙刊登這些作品。危難之時，唐弢、臧克家、樓適夷等前輩向我伸出了援手。唐弢先生介紹我給有錢人油畫肖像、設計郵票；臧克家先生從自己寒磣的口袋里掏出僅有的幾塊錢墊付稿費，以解我燃眉之急。還有木刻前輩李樺先生，常常陪我去看電影。由于囊中羞澀，所有的錢只夠買電影票而無力支付車費，我們倆就步行從虹口到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看迪士尼電影《幻想曲》。”

除了感受到文壇前輩的關懷，他也在與汪曾祺、黃裳兩位摯友的交往中體悟到友誼的珍貴。在《黃裳淺識》一文中他這樣寫道：“那時候，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回憶往事，老先生沉浸在歡愉之中，抽了口煙斗，待煙霧慢慢吐出，悠悠地說：“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飽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所以，他在上海的那段日子，生活是清貧、窘迫的，精神卻是昂揚、富足的。

那日老宅聚會，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我們悄悄為黃永玉先生請來了一位他暌違半個多世紀的老友——金庸先生的原配杜冶芬女史。

當年，金庸先生在杭州《東南日報》任職，主理《咪咪博士答客問》專欄。有一次，在回答何種鴨子好吃的問題時，金庸先生認為脖子堅挺、羽毛豐盛的鴨子味道好。不料，有位少年讀者并不買賬，去信質問：“南京板鴨一根毛沒有，怎么那么好吃？”金庸一看字跡如此幼稚，判定必是一個有趣少年，決定登門拜訪。他到了少年家，少年的姐姐為他奉茶，他立刻為少年姐姐的美貌所折服，展開追求攻勢。那個少年便是日后成為戲劇大家的杜冶秋，姐姐就是杜冶芬。

婚后，杜冶芬隨金庸前往香港。金庸先生從事《大公報》國際版翻譯工作，還以“林歡”為筆名撰寫了大量影評。“林”是因查（金庸原名查良鏞）、杜二字部首為木，從而合成“林”字，“歡”則指兩人歡愉的新婚生活。只是，由于個性差異，后來兩人感情出現罅隙，最終勞燕分飛。

而當年同在《大公報》的黃永玉，是金庸夫婦的朋友。那日，聽說永玉先生來滬辦展，冶芬女史獨自從杭州坐火車來滬與老友會面。見到她時，永玉先生也是喜不自禁。他回憶道，那時候他與金庸夫婦同住九龍灣荔枝角，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來的簡易房，生活條件艱苦，卻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冶芬女史記得，永玉先生當時名義上是編輯，但也經常充當記者角色，為新聞事件畫插畫。永玉先生說，最大的快樂來自那段上班的行程：“每天下去坐巴士到報館，到了尖沙咀，坐船到中環天星碼頭就開始哼交響曲，走到報館門口，如果沒哼完就再往回走，完了再進去。一路上還可以看各家外國航空公司的廣告宣傳畫，就這樣，一路哼一路看快樂無比。”1948年，黃永玉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舉辦了平生第一個畫展，冶芬女史主動請纓，擔任其畫展工作人員，負責貴賓簽到。我聽著老人們回憶往事，既感慨時間的無情流逝，又感受了世間友情的溫潤美好。

席間，黃永玉先生又一次提到了“愛、憐憫、感恩”。“這輩子得到那么多師友的愛，有種難言的幸福感，只是周遭充斥著蒙昧與幼稚。我們怎么辦？巴黎圣母院里一個小圓廳里有句阿拉貢的話，‘可以原諒，不要忘記’，我不同意。有些事，不可原諒，也不能遺忘，只能憐憫。最后是感恩，面對那么多對你好的人，你難道不應該感恩嗎？這五個字代表了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關于生命，黃永玉先生看得豁達。在他看來，生命的起始與終結是一個自然過程，無須介懷。就像他在《假如我活到一百歲》那首詩里所說的那樣：“嘿！有一天將會到來，像一次旅行一樣，我將提著小小的行囊，在胸前口袋插一支未開的玫瑰，有如遠航的老手，不驚動別人，反手輕輕帶上住久了的家門……我與我自己混得太久，我覺得還是做我自己好……”隨后，他話鋒一轉：“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如果沒有死透，萬不要運走，可以咯吱我一下或用針扎一下，否則后患無窮。”一席話，逗得眾人噴飯。

午宴臨近尾聲，我問他：“如果再過50年、100年，當人們談起黃永玉時，您希望他們怎么說您？”他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個混蛋……”，隨即露出狡黠的微笑。

沐浴歷史滄桑的老建筑是凝固靜止的，只有賦予其人文色彩，才會令其變得靈動流變，滋生出無限生機。

愚園路上這個老宅里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身影，又匯成一個時代的交響，讓傳奇不斷延續……

老宅新聲，匯成時代的交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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