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 鋒
1981年11月,我因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學插班復讀。一起復讀的還有同學M、C、P。復讀的日子緩慢而焦慮。有一天,M提議說:我們去上海玩吧。他說他有個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已經拍過幾個片子,我們可以住他在戲劇學院的宿舍。我們都很來勁,家長也不反對,給了一點路費,幾個復讀生就興高采烈地出門遠行了。
當時從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漢客輪,分五種等級的船票。我們買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面一層船艙,里面擠滿了人和各種雞鴨水產。舷窗密閉,煙氣、水氣與家畜的氣息混合在一起,濃郁熏人。我們幾個情緒高昂,一路說說笑笑。早上十點鐘的船,下午四點多鐘到達十六鋪碼頭,上岸后直奔上海戲劇學院。
我至今還記得公共汽車下來的那一站叫美麗園站,這個名字很難忘記。當時的我不會知道,幾十年后我會在這附近的某一棟建筑里工作。穿過華山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們來到了上海戲劇學院門口。
門衛(wèi):找誰?
我們:找王伯昭。
門衛(wèi):王伯昭不在。
我們:他去哪里了?什么時候回來?
門衛(wèi):他在外地拍《筆中情》,這幾天不回學校。
這簡直是五雷轟頂,我們完全懵了。今天大家可能會覺得在上海市中心路邊隨便找個旅館是多么容易,可是在那個年代,住旅館是要單位介紹信的,我們幾個復讀的中學生,連單位都沒有,哪來的介紹信?
沒辦法,我們只好離開原定的目的地,去碰碰我們的運氣。暮色降臨,寒風刺骨,我們穿著父母的軍大衣,拎著那個年代的長方形旅行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小旅館。在一個非流動性的年代,哪怕在最繁華的大上海,旅館也是一種稀缺的奢侈品。
果然要介紹信。我們一路上想好了措辭,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我們是學生,是來找朋友玩的,可是朋友臨時有事不在,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旅館的人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別說你們沒有介紹信,就是有介紹信也住不了,因為客房都滿了。最后,他看我們實在可憐,給指點了迷津:去找澡堂子,那里可以過夜,而且可能不需要介紹信。
我現(xiàn)在還很驚奇,在一個沒有手機、百度和電子地圖的年代,我們是怎么在一個陌生的大城市找到一家公共浴室的。我還記得,那個浴室的名字叫大觀園。
服務臺的人提都沒有提介紹信:過夜沒有問題,6角錢一個人,晚上10點以后才能入住,早晨6點要離開。那時候已經很晚,沒等多久就到10點了,我們拖著疲憊的步伐,懷著敬畏的心情,跟著服務員進入了大觀園。
大觀園內溫暖如春,煙霧繚繞,人影綽綽。服務員把我們帶到休息廳,最后一批浴客正在離去。我們要睡的是一排排供浴客休息的躺椅,椅背是斜的,上面鋪著藍色條紋的毛巾。地面鋪著彩色的瓷磚,踩上去有點黏滑。我邊上的躺椅上還躺著一位老先生,安逸地抽著香煙,手持一只小收音機,毫無離去的跡象。服務員也不催他走,指指我的軍大衣,示意我脫下,又讓我把錢放進口袋,然后他用一把海神三叉戟那樣的叉子,嗖地一下把大衣掛到了高高的屋頂。那里有一排掛鉤,就算是浴客的儲物箱和衣帽間了。
我躺到躺椅上,感覺整個世界濕漉漉的。投宿的人不斷加入,一件件大衣不斷騰空而起,飛向屋頂。聽著外面逐漸沉寂的車聲人聲,度過了我在上海的第一個夜晚。
第二天我們很早就被趕著起來,開始在這個大城市游蕩。我那時對外語很感興趣,就直奔福州路外文書店。這是中國簽署國際版權公約之前,出售翻印原版外文書的地方。可惜身上的錢太少,只能撿起一本放下一本。那次我買了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格林的《人性的因素》,還有幾十年后在中國大紅大紫的暢銷書作家福萊特的成名作《針眼》。
這是我平生讀完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原著,花了整整一個月,連猜帶蒙,翻到最后一頁的時候,覺得自己有一種突飛猛進、脫胎換骨的感覺。今年4月,出版社安排我和福萊特進行了一場對談,我講起這本書與我的淵源,福萊特高興地說,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書可以用來學外語!
1981年的那天晚上,我們還去了外灘。那時的外灘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那種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令人震撼。當我們把頭轉向江邊,還看到了遠比那些傳奇的建筑群更為壯觀的風景:在靠江一側的防汛堤邊,在馬路對面老洋房燈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風里,密密麻麻地排滿一對對情侶,從南到北,一望無際。我們后來才知道,這就是上海傳說中的情人墻,一個缺少私密空間的年代里的約會圣地。我們幾個從小城市來的復讀中學生,平生第一次看見這陣勢,不敢走近,又舍不得離開。那些情侶們相互依偎,視世界如無物,但一律向著黃浦江,無人回頭。
我們也朝著黃浦江,背后是曾經的十里洋場,百年外灘,千盞燈火。對面十米之外是動人心魄的旖旎風光,在那后面是流過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邊,是零星的幾點光亮。
我們當時不知道,那零星的幾點光亮,就是陸家嘴,就是上海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