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鳴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中年而無用的我讀到這句子,覺得特別痛快。趴在塵埃里放眼人生,我意難平,卻能向誰撒氣?也只有杯子、古人、風月這些“靜物”了。
辛棄疾真是絕了,這世上多少壯志滿懷,最終卻難以事成,偏就他會說“醉里挑燈看劍”,寶劍藏虛匣,壯志不得用,只有等喝醉了,在無人的暗夜里把燈點起來,舉高,抽出劍看看——只是看看而已,因為并沒有用武之地。
他生在亂世,他文武雙全,他壯懷激烈,然而,他是個一生處處被掣肘的人,讓一代代人與他共情共鳴。讀《稼軒長短句》,那些長吁短嘆、悲歌怒吼,赤子濃烈而悲憤的情感風云撲面而來,使我也替他恨極了那個積貧積弱的王朝。每每想起他先上《美芹十論》,再上《九議》,南歸40年卻只有夢中一片金戈鐵馬,我很心疼他。這位生在淪陷之地的山東漢子,一派燕趙奇士之風,不受四書五經的約束。可是因為太把靖康之恥放在心上,他過了不如意的一生。他幾乎不寫詩,大約長短句比嚴整的律詩更能承載他復雜激蕩的情緒吧。
夏承燾讀了他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后點評:“肝腸似火,色貌如花。”這八個字恰當極了,辛棄疾從未老去,始終是這樣一個肝腸似火、色貌如花的英雄男兒。與亂世狹路相逢,英雄未必能勝,辛棄疾終至消沉,卻又到死不甘。我讀他的詞,那份沉甸甸的“放不下”,確實讓人難過。
蘇軾則不同。每每讀他,我就想跟他喝一杯,浮一大白。他打動我的,是詞作中透露出的那種文人氣質。尤其是經歷了很多世事、讀了很多書以后,我就不由得和他有了一句一句的會心。“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清高疲憊的人,誰的心底沒有這樣的感喟?
蘇軾兜兜轉轉、幾番轉折,把辛棄疾式的不平全部放下。在他的文字里,煙火氣息、人間悲歡,很容易上升為玄思哲理。譬如我們看到“月有陰晴圓缺”,可能也會聯想到“人有悲歡離合”,進而發出“此事古難全”的嘆息,但又有幾人能想到還可以“千里共嬋娟”呢?所以我們以為他通達超脫,實際上他并不樂觀,只是在看破世事之后不斷地安慰自己罷了。
中國古代許多文人士大夫都很怪,大約是從陶淵明開始吧,一邊“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邊向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李白在“五岳尋仙不辭遠”之前,也曾得意揚揚地入京供奉翰林,幾度失意之后入世之心不減,又躊躇滿志地寫下組詩《永王東巡歌》,直到被流放。他們歸隱、遁世、尋仙,在一生中的某些階段灰心喪氣。蘇軾從來沒有真正歸隱,遣懷之詞的結尾也總是一派光明與超脫。然而,他讓人感覺到更真切的厭世和退避。他在風雨中吟嘯徐行,可以說是名士風度,也可以說是“反正已經倒霉透了,隨它去吧”。宋人筆記中傳說,蘇軾寫完了那首著名的《臨江仙》,就把冠服掛在江邊,長嘯一聲,駕舟而去,“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聽說此事的當地郡守嚇得要死,以為“州失罪人”,到處找他,卻發現他根本沒有“江海寄余生”,而是在家里呼呼大睡。既然退無可退,不如原地待著吧。
我讀《赤壁賦》,忍不住再三吟誦“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之類的句子,其中深沉的悲哀不言自明。人與人的交往、人對物的占有,都是短暫的,只有在永恒的自然、壯闊的宇宙面前,人才會有所領悟,再反觀自身才會充滿落差感。或許可以說,蘇軾就是11世紀的海德格爾,他的詩文就是中國版的《存在與時間》了。精神文明的危機撥動了他的思想之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這樣的排遣,是古往今來多少文人的不得已。但蘇軾是運用哲學之思、辭別日常俗務的高人,他擅長用三言兩語讓讀者從他的厭倦、懷疑中“走出來”,無法決定存在與否,卻可以決定如何存在,決定什么是適合做的或者值得做的。蘇軾和他的詞句,不吝于給我們這樣的啟示。
所以,蘇軾比辛棄疾更適合坐在我們對面。我讀現代詩人胡弦的詩,同樣很有感觸:“如果你憂傷,漫天大雪都是你的。而窮人只要剩下的:幾塊牛糞,一只在雪中剛降生的羔羊。”所以我想,難過的時候也許不應該只是抬頭看月亮,而應該去做一點體力活。“窮人并不難過,只是搬動較大的石頭時有點吃力。”這反過來可以解釋辛棄疾的不平和蘇東坡的憂傷。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腳踏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