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偉
大勇許久沒來電話了。
往常,他隔段時間總會打電話來,低聲而遲疑地先說些客套話。這分明是一種怯,生怕手機這頭的我聽得不耐煩。他很敏感。我總是在手機里大聲招呼,對他稱兄道弟,以粗獷驅除他的拘謹。我總是聽他敘述,從不打斷。漸漸地,他會忘情,侃侃而談他的設想,又像是自言自語。這時候他像個童話詩人,充滿了幻想,分不清現實與虛幻。
我和大勇最近一次見面長談還是疫情前,他希望我去湖北英縣看看。他一生癡迷攝影。在他的照片里,遠在天邊的梯田一層層疊加,盤旋而起。他終年開車在外,去很遙遠的地方,拍回來一大群面目相似的藏族女孩和藏族老太。在他的取景框里,青春與衰老肩并著肩,讓我墜于“悲欣交集”的境地。我看他拍攝的照片,恍惚得很,但他自己很沉醉,一張張翻閱并講解。出于禮貌,我不得不一一看完。
后來我才知道,他賣了房子買了吉普,長年累月在外跑,實際上是為了忘卻身邊的空寂。
那時他邀我張羅為英縣做宣傳。不久后疫情發生,這件事便歸于沉寂,至今已兩年有余。前一陣,我給他打手機,一直無人接聽。我接著發微信,往常他都會馬上回復,因為我是他身旁不多的可以聽他敘說的朋友,但這一次杳無音訊。有個預感油然而生,人過60歲,凡是久未聯系的老朋友,要是打電話聯系不上,往往兇多吉少。這種說法驚心動魄,真是一種悲涼的體驗。
我忽然發現手機里還存了大勇另外一個手機號。我打過去,鈴響了許久,一名女性接聽,我一愣:“不好意思,這是彭大勇的手機嗎?”“是,您是哪位?”這些年,他身邊都沒有女人。我遲疑一下,轉個彎問:“您是他妹妹?”“不,我是他前妻。”電話那頭說:“他已經走了。”我唏噓萬分。她告訴我,是她在料理大勇的后事,因為大勇的兩部手機都有密碼打不開,她無法把他的死訊告知他的朋友,“我與他分手20多年了,也不知道他有哪些朋友。抱歉,李先生。”她很平靜,說到大勇都是連名帶姓地稱呼,像陌生人。是啊,分手都20多年了,即便是一堆土,也該結塊成石頭了。
大勇年齡比我大,我們認識30多年,我已經忘卻了是在哪里結識他的。那個年代,人人意氣風發,哼著“年輕的朋友們,我們來相會”這樣的流行歌曲,我當時是記者,整天風風火火,自然相識滿天下,大勇就是其中一位,且一直沉淀至今。人在20歲時只有“朋友”,過了50歲才有“老朋友”,大勇就是我的老朋友。初識他時,他住在華山路近常熟路一帶的洋房里,父親是老紅軍。他木訥謙遜,見面就和我談攝影、給我看照片,對一個外行來說,我感到挺無聊的,但不妨礙我們成為若即若離的好朋友。后來我因為不會處世而不得不離開報社,一跺腳去了泰安,在那里的火車站前開過百貨鋪和小飯店。
我和大勇多年未聯系,什么時候又聯系上的?他看到我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打電話到編輯部,輾轉聯系到我。聯系上后,他的第一句話是聲明:“沒事沒事,就想見見老朋友。”一晃,朋友都老了。
現在他走了,我想到墓地去看看他,他的前妻告訴我他下葬的日期,我說我也參加。她有些感動,說:“你是個好人吶!”那天,只有她與兒子為大勇送葬、落葬。
大勇的前妻,讓我看到了中國女子的賢良,想到了那些路遇的身影。一對老年姐妹推著輪椅,輪椅上坐著她們的老母親。她們沿著南京路步行街逛街,在紅燈前停住,這時姐妹倆驚喜地發現斜對面有家泰康食品店,其中一個馬上俯身對母親耳語:“儂要吃泰康點心伐?”轉到山東路上,我看見有個女兒攙著老父親往仁濟醫院去,他們顯然不富裕,但有這樣的女兒,貧窮也不可怕。有段時間,我住在瑞金二路的老房子里,每天陽光滿屋的時刻,總是看到對面鋼窗后有一位花甲之年的女兒,穿著花格子罩衫,正在為身旁坐在輪椅上看報的老父親煮咖啡。
思緒回到當下。大勇走了,陪伴最后一程的還是前妻。說起來,20年的時間足以讓彼此絕緣、非親非屬,但她帶著兒子料理完后事,她說:“我看不下去。”這樣的好女人,當屬上海的又一財富。
我年輕時和大勇見面,他身邊常常帶著漂亮的女人,估計是攝影的模特,估計他老父親還在,華山路的洋房也在。后來再續聯上,他就開始獨來獨往,從不帶朋友,所以他的朋友我也不認識。我請朋友聚會時常常邀他一同前往,席間他總是一言不發,空氣般存在。席后,他也不會與酒席上見過面的朋友聯系。他一直落落寡合。
現在他寂寞地走了。我的老朋友開始一個接一個熄燈了,我該提著燈籠送送他們,照亮前面的路,讓他們別磕磕碰碰,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