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延忠
回農村老家小住些日子,一天吃好晚飯,太陽還沒著地,我便閑步來到村部前的廣場上。廣場周圍綠樹成蔭,落日余暉映照下的村部院落,幽雅、靜謐。站在院內的樹蔭下,晚風吹開我的思緒,一下子把我拽回到那艱澀而又無憂的童年,我站的這個位置原來就是我的母校———顏馬小學。
莊子中間有一整排草房,屋面苫蓋紅草秸稈,這種紅草秸稈比麥草耐久,全村少有。這就是我們的學校。我讀小學一年級時,學校共有五間房,四間做教室,一間老師辦公。四個年級,復式班,一二年級坐一起,三四年級坐一起。老師先講一個年級的課,另一個年級自習或者做作業,講完一節課再倒過來。同學年齡相差大,小的七八歲,大的十五六歲。
泥垛子上面擔塊長木板當位桌,講臺也是泥垛子,體積大些,上面抹平,放教本、教棍和粉筆盒。教室里坐的板凳自己帶,和書包一樣,隨身上下學。有的同學沒有板凳,就用爛泥壘一個,還在邊上挖個洞,存放硯臺,被老師表揚聰明,肯動腦筋。教室的門是木棍和木板拼成的,常有頑皮的孩子鉆進鉆出,爬桌板、騎垛子、捉迷藏。放寒暑假,老師領著我們,把長木板集中起來,抬到村民家存放。開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爛泥修位垛子,再把桌板抬回來放上。“黑屋子,土臺子,里面坐著泥孩子”,是對那個時期農村校舍的形象描述。
初小畢業,我和少數幾個同學考上鄉里高小讀五、六年級,其余同學告別書包,回家拿起農具,挑菜割草,收割播種,沿著上輩的人生道路負重前行。為讓更多的孩子能讀上書,顏馬小學易地搬遷,新址靠近鄉間公路。打基礎,備材料,壘墻上梁,都由村里包攬。幾年時間,校舍擴大到三排,土墻瓦苫。初小上升為完小,一到六年級都有單獨的教室,還有簡易的籃球場。我高中畢業回村勞動,擔任團支部書記,常請校長幫忙寫宣傳欄上的標題字,教我鋼板刻字和使用油印機。
土地聯產承包后,村民吃飽穿暖,住房改善,學校也跟著好起來。村支書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大面子,房子一定要是全村最好的。教室磚石到頂,加建走廊,位桌、講臺全部木質。門窗比過去牢固,放學后凳子不再搬回家。校容校貌猶如莊稼人的日子,從貧困一步步走向富裕。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上面指令用三年時間實現“雙基”目標———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要增加校舍,有專門的圖書室、閱覽室和器材室,還要提高建筑質量,不能有危房。政策規定“村有村管,誰受益誰負擔”,允許在“三糧六錢”中增加一定比例,集資辦學。層層簽定責任狀,實行一票否決權。如期完成任務的,政府給予財政補貼和獎勵。
看到有的農戶住上樓房,村支書動心思,做出三年行動計劃。教室不夠,一邊暫借民房使用,一邊籌款備料,保證上級驗收時學生在樓房里上課。我當時在縣里工作,也積極地和在外工作的校友串連,捐助資金和圖書,力所能及奉獻愛心,其中還意外得到一筆外援。蘇州原吳縣和我們縣是省定南北掛鉤幫扶單位,他們鄉鎮和部委辦局都有具體任務。那年,縣委派我去掛職。其間,得知該市對臺辦公室賬上儲存一筆款項,是臺胞倪赫先生捐贈的,明確只能資助困難中小學校舍建設,而吳縣已經高標準完成基建任務,捐款掛賬很長時間花不出去。我登門拜訪臺辦負責人,建議用到我們縣教育上。該負責人專程來我縣考察,和縣教育局商定資助三所中小學,包括顏馬小學。內外合力,顏小先后蓋了兩幢三層教學樓,相隔幾里路也能看到十分顯眼的房頂。近前,校內新鋪的中心路連著鄉道,寬闊平坦。花木相間,生氣盎然。竣工時,縣教育局和鎮里主要領導出席慶祝儀式,村民敲鑼打鼓,鳴放鞭炮。經過考核評比,顏小躍入一流村小行列。
后來我到市區工作,村班子幾大員來看我,告訴我顏小連續多年被評為先進單位,獎狀牌匾掛滿半截墻。帶他們去孔望山景區游覽,合影照特地注明“顏馬小學校友留影”。
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孩子跟著父母到打工地讀書,或者送到城里讀書,顏小的學生數逐年減少。不久,鄉村學校開始撤并,顏馬小學也在其中,校園先后被改為村“黨群服務中心”和衛生室,只有“倪赫先生捐建”紀事碑還鑲嵌在樓外墻體中。
社會進步不可阻擋,父老鄉親對教育的付出和期盼,將會長久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