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明
幾萬首唐詩中,不乏寫鹽之作,而涉及淮鹽的,出自名詩人有之。這些詩作概括而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淮鹽生產與運銷情景、鹽商活動與鹽利分割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些社會人文現象。
唐朝時,淮鹽生產采用“刺土成鹽法”,即在海邊耕土成田,引海潮反復浸泡以增加鹽分積累,再刮起表面咸土用海水淋其咸質得到鹵水收集入池,舀入鐵鍋煎熬,鹵干得鹽。雖然生產效率低,勞動負荷重,但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已是比前代直接煎煮海水進步了許多。唐朝詩人盧綸曾有詩句“潮作澆田雨,云成煮海煙”來描寫鹽民煎鹽現場景象,贊頌其借用自然之功的神妙。古海州鹽民為提高產量,在海邊建成大片鹽田,形成海在遠處不可見、廣袤的鹽田滿眼簾的風景線。此情景被唐代詩人劉長卿寫進了《宿懷仁縣南湖 寄東海荀處士》詩中,其詩句“寒塘起孤雁,夜色分鹽田。”最為傳世。詩人用寒塘孤雁飛起,來襯托夜色中鹽田之靜謐。而這種靜謐,又表達出淮鹽的發展是穩健的,淮鹽的貢獻是默默的,這無異乎是對淮鹽的一種贊美。
唐朝是同時期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的國家。此間淮鹽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產量豐碩,質優色白,暢銷蘇、皖、湘、鄂、西、豫等地。在當時物流條件下,淮鹽主要靠帆船運輸。那些資本雄厚的大鹽商往往一次販運量很大,由多條帆船裝載魚貫航行于大江大河之中。詩圣杜甫《客居》詩寫道:“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因春秋吳國闔閭、夫差及西漢吳王劉濞推行淮鹽生產,唐及以前稱淮鹽為吳鹽。荊門處于湖北省中部,境內有多條河流四通八達,素有荊楚門戶之稱,也是淮鹽運銷湖北等地的必經之地。杜甫路過且客居荊門,看到淮鹽船隊首尾相連航行于水道向江陵府(今湖北江陵)附近云集,想象一年之中該有多少淮鹽運經此處??!他在《夔州歌十絕句》中也同樣說到了淮鹽運銷內地。“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里,白晝攤錢高浪中。”夔州地處西南地區,是川江溝通長江中下游地區交通要道,也是鹽、麻等物資運輸中轉集散地。詩句寫載有萬斛(斛為中國舊量器名,一斛約等于今之120斤)淮鹽的船隊順風順水進出夔州。這種陸水相接、江河貫通、千帆競發、港口繁榮的景象,也佐證了淮鹽在當時物流中是何等的活躍,在搞活經濟中是何等的重要。詩句中寫弄船人掌萬斛之舟亦很為清閑,航行中還能坐下來猜押錢財,就更反映出淮鹽遠銷荊湖等廣大地區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了。
詩仙李白天寶元年(742)被唐玄宗征召入長安,在翰林院為官。后因不合于權貴,被“賜金放還”。其于天寶三年(744)游歷至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作詩《梁園吟》,將自己由滿懷報國熱忱變成了對朝廷失望的激越而復雜的情感訴諸筆端。“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唐人有楊梅蘸鹽下酒的習俗,李白用楊梅蘸著淮鹽以助酒興,開懷暢飲,詠出了這首典范的歌行體長詩,使讀者好像真切地看到了他那正直的靈魂在左沖右突,抗擊那個社會對他的壓抑。李白在另一首詩《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中,有“魚鹽滿市井,布帛如云煙。”詩句,此“鹽”亦為銷售到安徽宣城的淮鹽。淮鹽成了李白情絲心緒的寄托物。淮鹽受占有生產資料的當權者和從事鹽產品買賣的巨商大賈支配,而廣大產鹽人艱辛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全數被剝奪,這就不免使有些正義感的詩人發出感嘆。
唐朝詩人劉禹錫在《賈客詞》中言:“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道出了販鹽商人是所有商人中最豪富的,也深刻揭示了鹽商投機取巧、唯利是圖的丑惡嘴臉。白居易的《鹽商婦(惡性人也)》對此用筆則比較含蓄、委婉。“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一個揚州(當時為淮鹽運銷樞紐和集散地)平民人家女兒,因嫁給了淮鹽商人后,一下子從糠籮跳進了米籮,從粗茶淡飯、布衣陋室一躍成了貴婦人,進入當時最富的富人圈,享盡榮華富貴。緣何能如此?原來,唐朝中后期實行食鹽就場專賣制,官府倚重鹽商在食鹽流通中的作用,鹽商于產鹽地低價收購淮鹽,販運到銷地高價售賣于百姓,賺取高額鹽利。
唐朝詩人、御史大夫韓愈解說了這種鹽運體制:“國家榷鹽,糶于商人;商人納榷,糶于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于官矣。”正是因為淮鹽產量大、質量優、銷路廣,經營淮鹽的商人,既投機鉆營于國家鹽業政策,販運食鹽時隱匿夾帶,售賣時摻雜泥沙、短斤少兩,以財富結交官府賄賂官員偷漏鹽稅,他們怎能不富得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