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軍
小時候,我們生活在那個貧困的年代。一家五口靠父親一個月三十多元的工資過日子,有三個孩子要上學,還要贍養老人,經濟之艱難可想而知。為了補貼家用,也為了掙點學費,不到十歲的我,在放學后特別是在暑假里,都要和姐姐一起到附近的農村割草賣錢。
那時的鎮上有不少“趕驢車”的人家,就是用驢車作為交通工具拉貨掙錢的人家。他們需要購買飼料喂驢,所以就有了我們這些割草賣錢的孩子。
因為我個子小,割的草也沒有姐姐割的多,家里就專門給我買了個相對比較小的背簍。就是這樣,因為割好了草還需要背上幾里路才能到鎮上,草很沉很難背動,我就用頭頂著背簍的帶子頂回來,每次頭上都要勒出很深的印子。
因為割草,我的手上留下了數十條刀疤,有的刀疤還是重復的,一個刀疤摞一個刀疤。手被割破了也就是抓一把泥面捂在上面,止了血就行,談不上任何包扎和治療。
割草的時間長了,我的技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不僅割破手的情況少了,而且我能揮刀旋一個圈將草整齊地旋在中間,或者旋一條線讓割下的草整齊地倒在一邊。有了這樣的技術,我曾經在學校的勞動課上風光地表演過,好好地得意了一陣子。
按照驢是否喜歡吃,以及營養成分之大小,草是分好孬的。至今我還記得最好的驢草是“小魯通”,和蘆葦應屬一科,雖然長相差不多,但長不了蘆葦那么高;最差的應該叫“沙浪苗”的那種了。因為草有好孬,價格也就有高低。有一次,可能是一位買主嫌我的草質量不好,也可能嫌我的草水分大了,于是就讓我打折,降低價格。我認為能賣到一毛多的草,他只準備給我九分錢。我感覺受到了欺侮,堅決不賣。姐姐還有一起割草的小伙伴們都勸我還是賣了吧,因為我們賣草都是送到養驢人家的,“貨到地頭死”,不賣了再送到別的人家就遲了,因為他們都已經買了就不會再買我的草。但這時我的犟勁上來了,堅決不賣,最終還是把草背回了家。背回家的草為防止爛了還要晾開,第二天自然就成了干草。我將這些干草連同第二天新割的草賣給了另外一家,雖然只賣了七分錢,但我愿意,因為我覺得那天的草就能值那么多錢。姐姐就說我是犟吃犟虧。
兒時割草的經歷,讓我懂得了勞動之艱辛,也懂得了勞動果實的來之不易。至今回憶起那時的情形,仍然恍若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