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灝
古離別
少年在柳蔭里系馬
他的白衣飄飄
舞動繡樓上的心事 和天涯
春來無事。所以多出桃花
多出燕子 多出流水
也多出落霞……
這美景良辰
快呵———
可惜了秋千架旁 那人不在
一川的煙草是墻
滿城的飛絮是墻
庭院深深
再深,就深到墻外的歌聲里了
一轉眼
三十八啦
真不好意思 再提自己
只好說:
快看快看
那還鄉的少年 是不是
孔灝的兒子
注:此詩發表于2008年《詩刊》,并入選2009年第17期《新華文摘》等。
對于一首抒情短詩而言,如果不是針對特定的社會事件,或者對于作者本人有特殊意義的話,在沒有標明創作時間的情況下,恐怕天長日久之后,即使是詩人自己也很難準確說出具體寫作時間了。不過,《古離別》絕對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那必然是寫于2006年———詩中寫得明白:“一轉眼/三十八啦/真不好意思 再提自己”。
南宋詩論家、詩人嚴羽《滄浪詩話》有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戌、遷謫、行旅、別離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行走在征戰、貶謫、商旅和別離的路上,生命中的漂泊感和孤獨感都會油然而生,這看似因境而生的具體感受,其實建立在更為深刻、也更為隱秘的全人類的生命體驗上:在無邊無際的空間和無始無終的時間中,每個人都像一粒微塵一樣被命運的狂風上下左右著、四處流蕩著,每個生命都時刻處于不確定之中,每個方向都將終結于沒有方向。我是誰?誰是我?我最終會走到哪里去?我們,這一生的意義是什么?整個人類,需要什么樣的人?又需要什么樣的我?哲學也罷,宗教也罷,都是因為這種追問而產生,并且,也都因為這種追問被賦予意義;由此而產生的,當然還有詩歌和各類藝術。實際上,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如果說宗教對人類心靈起著一種凈化作用,使人對宇宙、對人生產生一種神秘感和美感,對自己的同類或其他生物表示體貼的憐憫,那么詩歌在中國已經代替了宗教。”在林先生看來,宗教無非是一種靈感,一種活躍著的情緒。但是中國人并沒有在宗教里沒有發現這種靈感和活躍的情緒,卻在詩歌中發現了它們。所以,他的結論是:“應該把詩歌稱作中國人的宗教。”
以詩歌為宗教,當然不是林先生關于宗教學的學術研究成果,而只能是他對于傳統文化背景下國人性情與信仰的一種分析和推衍。不過,由于宗教本身所具備的“超越性”特點,這結論也就體現了林先生關于詩歌也存在著“超越性”的思考。何為“超越性”?簡言之,即通過人的自我超越,實現人的超自然性和超現世性,最終達成人的主體意識復歸并得到神性的完善。以此類推,也可得出:后人之于前人、今日之我之于昨日之我,在特定的條件下必然也具備著內在的“超越性”特點。那么,一個人是如何超越自己的呢?古人中,把這話說得比較直接的圣賢當數莊子。其《莊子內篇齊物論》開篇即說:南郭子綦靠著桌子坐在那里,仰首向天、緩緩吐氣,那漠然無神的樣子就好像忘了自身。陪站在他眼前的學生顏成子游向老師請教:“老師這是怎么啦?形體固然可以讓它如同枯木,心神難道也可以讓它如同死灰嗎?您今天靠桌而坐的樣子,跟往昔的情景大不一樣啊。”子綦回答說:“偃,這個問題,問得好啊!今天我把自己丟了(今者吾喪我),你知道嗎?”好一句“今者吾喪我”,讓兩千多年以來不計其數的讀《莊》者和修道者身心俱失、奉為圭臬!當代學者,一般將“吾喪我”譯作“忘我”。在我看來,譯作“把自己丟了”,可能更近莊子他老人家的本意:因“忘我”就一般意義的理解來看,仍屬于精神層面的動態感受;而“把自己丟了”,則可能更清楚、更準確地描述出身心俱失的已臻之境。
按《尚書》所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中,“詩言志”句被朱自清先生稱為中國詩學“開山的綱領”。而陸機《文賦》之“詩緣情”說,更是在“詩的覺醒”之后讓“人的覺醒”更加突出和鮮明。多因“征戌、遷謫、行旅、別離”而“感動激發人意”的詩歌,之所以被林語堂先生“稱作中國人的宗教”,無疑正是因詩歌所蘊含的其“情”、其“志”,能夠讓人“把自己丟了”。如《擊壤歌》之“帝力于我何有哉”,是把上天或帝王對于自己的控制力或賦予自己的行動力給丟了;如荊軻之“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把自己的生命給丟了;如陶淵明之“欲辯已忘言”,是把自己的語言給丟了;如歐陽修之“此恨不關風與月”,是把自己所望過的月亮和所吹拂著的夜風給丟了;如陜北民歌之“面對面睡著還想你”,是把自己日夜縈懷的所思所想給丟了……
《古離別》也是一首想要出入于古今、最后也把自己給丟了的詩。那“在柳蔭里系馬”的“少年”是唐人絕句或宋人曲詞中的一個畫面,也是一個當代詩人對于過去時光的詩意描摹;而“繡樓上的心事”“和天涯”,應該是曾經的感動和理想。春天,桃花,燕子,流水,落霞乃至秋千……這些刪除掉艱難困苦和蠅營狗茍之后,經由自然和生活向所有的人展示出來的幸福與美好,終于讓人丟掉了多少不堪的自己啊!是的,現在,且讓我遠遠地,看看那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