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蘭芳
蘇州是“魚米之鄉(xiāng)”,得天獨厚的太湖資源,滋養(yǎng)了冠絕天下的蘇州大米。早在6000多年前,吳地先民就已經(jīng)開始種植水稻了。
比起赫赫有名的水稻,蘇州的小麥似乎有點默默無聞。其實,蘇州小麥快要比肩水稻,種植面積也要接近100萬畝了。小麥是旱生作物,喜干厭濕。蘇州是水做的江南,地勢低洼,雨潤煙濃,種稻養(yǎng)魚、栽桑養(yǎng)蠶是合適的,并不適合于小麥的生長,小麥得以大規(guī)模種植,這其中一定有它的原因。
小麥是外來物種,大約四五千年前由西亞古巴比倫的兩河流域,通過移民商貿,沿著河西走廊始入中原。小麥傳至江南并被廣泛種植,與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三次人口大遷移有關。
西晉永嘉五年(311),北方少數(shù)民族攻陷洛陽,史稱“永嘉之亂”,大批難民南下將菽麥帶到了江南。據(jù)《晉書》記載,南遷者中有位叫郭文的隱士,隱居在大辟山區(qū)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這是江南麥作比較早的記載。
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發(fā)生的“安史之亂”(755—763),又使得大量人口從長安遷至江南,進一步將麥作推向全國。蘇州刺史白居易的《答劉禹錫白太守行》:“去年到郡時,麥穗黃離離。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表明蘇州在唐代已有小麥種植。
入宋以后,尤其是宋室南遷,讓江南的麥作有了更大發(fā)展。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1126—1134),金兵九度南下,滅亡北宋,擄走徽、欽二帝,史稱“靖康之恥”,也讓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趙構流離輾轉于揚州、南京、紹興、杭州等地,一度在海上呆了幾個月,留下了“逃跑皇帝”的諢名。
每一次人口大遷徙,都是人類的苦難史,也是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史。大量“飯面”的北方人到來,首先改變的是一日三餐,于是面食開始變得五花八門,便有了類似“無錫包子蘇州面”的說法。面粉需求量大,而市場供給又不足,短期內的供需失衡,帶來了價格暴漲,促進了小麥的迅猛發(fā)展。
對此,南宋莊季裕《雞肋編》記載:“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于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于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所謂春稼,就是春天收獲的冬小麥。佃戶租種地主的稻田種植冬小麥,不用交租,收成全歸自己所有。南宋政府實行的這種激勵政策,和今天的強農惠農政策有些類似,極大地提高了農戶種植積極性,于是家家戶戶始種小麥。
這種盛況,在古詩詞中還能尋到蹤跡。宋代著名詞人葉夢得是蘇州人,他寫了一首叫《滿庭芳·麥隴如云》的詞。麥隴如云,意思是麥地的田埂如天上的云一樣密集。還有南宋詩人楊萬里,曾多次經(jīng)過蘇州市的交通重鎮(zhèn)平望,留下了《過平望》三首詩,其中之一寫道:“小麥田田種,垂楊岸岸栽。風從平望住,雨傍下塘來。”這些都反映了當時蘇州小麥面積之大。
兩宋之交,江南人口增長對糧食的需求,也促進了農耕制度的演變,從一年一熟的單作制發(fā)展為一年兩熟的復種制。一年兩熟,一地雙收,稻麥共贏,可以增加土地產出率,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專家學者稱,這是我國農耕史上帶有革命性的重大轉折。這種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度,延續(xù)了千年,時至今日,蘇州仍然采用。
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作為世界三大主糧之一的小麥自然不能放。蘇州這些年一系列的強農惠農政策推陳出新,不僅增加了小麥面積,也富裕了種糧農民。
5月,又到了小麥成熟的季節(jié)。“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這在農田為數(shù)不多的蘇州,儼然已成為姑蘇城外鄉(xiāng)村振興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麗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