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虹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2017年10月8日,我隨《戲劇大師陳白塵》攝制組來到位于上海浦東的東方醫院采訪秦怡阿姨。她因為前些日子不小心摔斷了腿骨,正在這里住院治療。
《戲劇大師陳白塵》是南京電影制片廠為紀念父親110周年誕辰而制作的一部電視紀錄片,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內容,便是展現抗戰時期山城重慶的戲劇運動——1941年皖南事變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原本轟轟烈烈的話劇舞臺頓時陷入沉寂之中。就在此時,一個名為中華劇藝社的民營劇團宣告成立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是:以話劇為突破口,繼續堅持斗爭。
該時父親是劇團的領導人之一,而秦怡阿姨則是劇團的主要演員。為此,片中這段歷史的講述非她莫屬,尤其是當時的健在者已寥寥無幾。
電話是前一天打的,約好了次日上午10點見面。由于醫院嚴禁采訪——幾天前去華東醫院看望黃宗英阿姨時,就碰了個大釘子。門衛一見我們扛著大大小小的機器,不容分說地硬是將我們死死地攔在了大門外。于是這次的采訪便改變了計策——大家“化整為零”,將機器一一拆散,分別裝在各自的提包中,待一個個順利通過安檢后,再于樓梯拐角的隱蔽處“化零為整”。
秦怡阿姨的女兒斐斐姐已在病房門口等候我們了,她抱歉地說道:“請稍候,媽媽需要化一下妝。”這的確是秦怡阿姨的性格——她永遠都是將最為美麗的一面展露在大家面前。
進了病房,我一下子愣住了。不是因為她的消瘦,而是因為她的虛弱——一床白色的薄被蓋在她的身上。秦怡阿姨靜靜地躺在那張四面圍著欄桿的病床上,她在對我們笑,卻不能抬起身來……我急忙撲上前去,除了內疚,還是內疚,真不該在這時來打攪95歲高齡且傷痛在身的她!
論起父親與她的關系,除了故交,還是鄰居。那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我們兩家同住在上海復興西路44弄,我家是7號,她家是2號,我與她的兒子小弟同齡,從小一起長大。秦怡阿姨看見我,立即伸出手來,我知道她想說什么,為了不引起喪子的悲痛,我急忙打斷了她的話頭。
秋日的陽光灑滿了整個病房,也灑在了秦怡阿姨身上。她依然是那樣美麗端莊,整齊的白發如銀絲般閃亮,慈祥的面容如孩童般清朗。
“開始吧,咱們抓緊時間……”秦怡阿姨微笑著向大家點了點頭,她明白了我的心意,便直接轉入了正題。
“中華劇藝社是民營劇團,其目的就是為了擺脫國民黨政府的束縛。籌備期間,雖說周恩來同志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撥了3000元的開辦費,但依然是窮啊,只能在重慶南岸的苦竹林找了個農舍暫時住下……”秦怡阿姨開始了她的講述。緩緩的,輕輕的,但字字清晰。
“用破板子釘起來,隔成一個個小房間。每個房間里放上十幾張竹床,竹床與竹床之間只留下一條窄窄的縫。人呢,只能側著身子慢慢擠進去;行李呢,也就是幾件衣服,裹成個小包放在身邊……”病房里靜悄悄的,只有攝像機在輕輕地轉動。
“至于吃飯,那就更簡單了。大鍋飯,大家圍在一個桌子上。我動作慢,等我端起飯碗時,別人早已噼里啪啦吃完了,就剩下一點菜湯。不要緊,菜湯泡飯同樣好吃,咕嚕咕嚕一口氣吞了下去……”她邊說邊比劃起來,興奮的紅暈漸漸漫上了她的面頰。
“你們覺得苦嗎?”
“日子是苦,而且苦得不得了,但是我們高興啊!有個叫熊輝的女演員,我們兩人是好朋友。怎么面對這饑腸轆轆的日子呢?終于想出了一個辦法——兩人交流時不許說話,只許唱,把要說的話,都變成歌唱出來,誰要是忘記了,就算輸了。”
秦怡阿姨接過我遞上的茶杯,輕輕地抿一口,“還要聽嗎?好,那就再講一個……”標準的普通話,略帶一點南方口音,既親切又溫柔。
“我們十多個人既是編、導、演,又是炊事員、采購員,還要兼管化妝、服裝、道具。每天清晨四點,值班的就要挑起擔子到四五里地外的鎮上去買菜,回來后還要燒飯、洗涮、打掃房間。但是每到晚上,便是我們最愉快的時候,坐在木板房的前邊,讀書、念劇本、分析角色,互相出點子。白塵同志最擅長講故事,他把許多知識傳授給了我們……”
“……有一天辛漢文來看望我們,見大家太苦了,丟下一些錢,讓我們打牙祭。那天輪我去買菜,天不亮就出發了。走走走,下雨了,那時我還小,只有十幾歲,挑個擔子,把買來的肉放在里邊。哪知道田埂又濕又滑,一不小心,摔了一個大跟頭,那些已經被切成一塊塊的肉也不知道都飛到哪里去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聲哭了起來,怎么辦,怎么辦啊?我不死心,卷起褲腿下到田里去摸去找,最后居然讓我給找到了,一塊、兩塊、三塊……回到家,廚藝精湛的程夢蓮大姐燒出一碗油汪汪的紅燒肉,那個香啊……哪知就在這時,咚咚咚,飛機來轟炸了,大家慌忙鉆到桌子底下,頭進去了,屁股還在外面……”
“那碗紅燒肉呢?”導演小解已經忘記了拍攝,忍不住開口問道。
“落滿了塵土,成了一碗黑泥團了!”
笑聲回蕩在病房內,久久沒有散去。斐斐姐在我耳邊悄悄地說了一句話:“媽媽好久沒有這么開心了!”是啊,抗戰期間的艱苦卓絕,在她的嘴里變成了不值一提的往事;話劇運動的篳路藍縷,在她的口中變成了甜蜜美好的回憶——“中華劇藝社就是我們的家,我們的陣地,我們抗戰的武器,我們的藝術理想!”這是秦怡阿姨的總結,也是她對那段難以忘卻的歷史的總結。
中華劇藝社的開鑼戲,便是由父親編劇、應云衛導演的《大地回春》。秦怡阿姨回憶道:“我在這個戲里扮演黃樹蕙,一個努力掙脫封建家庭束縛的女青年。那時我才19歲,從沒穿過高跟皮鞋,也沒穿過時髦的旗袍,結果不會走路了。一上臺,要么兩只腳一齊蹦跶,要么同手同腳一邊順。我央求應云衛,導演您換個人好嗎?哪知他不住地搖頭,不換,永遠不會換,這個角色就是你了!”
這就是秦怡阿姨走上舞臺的第一步,后來她和舒繡文、白楊、張瑞芳一起,被公認為大后方話劇舞臺的“四大名旦”。
在那段最為艱難的日子里,中華劇藝社緊緊地跟隨著中共南方局,將重慶的話劇舞臺重新點燃起來,將大后方的戲劇運動推向空前未有的高潮。但是作為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員,秦怡阿姨并沒有講到自己。在我們一再追問下,她輕描淡寫地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那次演出的是由陳白塵編劇、應云衛導演的《結婚進行曲》,我扮演女主角黃瑛。臺下黑壓壓的一片,都在坐等大幕拉開。但這時的我卻在后臺急得轉圈子——嗓子突然失聲了。喝了一杯又一杯胖大海,還是不見效,我哭了。‘老應啊,只能讓觀眾退票了……’我對導演說。但他堅定地搖了搖頭,‘要相信自己,哪怕用氣聲,也一定要堅持演完。記著,觀眾是沖著你來的,是沖著中藝來的!’就這樣,我用沙啞得幾乎是聽不清的聲音,將戲從頭到尾演完。真沒想到,觀眾是那么可愛,不僅沒有一個喝倒彩的,整個劇場安靜得連我自己的心跳都能聽得見……”
周圍沒有一點聲響,連攝像師也忘記了手上的操作。我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淚水,明白了什么叫“精神”,什么叫“理想”。望著她那優雅而圣潔的面容,我更明白了,秦怡阿姨的美為什么會打動那么多人,是因為這里面包含著她的堅韌與頑強。
那天的采訪,足足進行了兩個小時,我們一同笑,我們一同哭,笑完哭完之后,又一同深深地思索與忖量。告別時,我緊緊地擁抱了秦怡阿姨:“多多保重,早日恢復健康,希望還能在舞臺上看到您的演出。”
然而,等來的竟是噩耗——5月9日凌晨,秦怡阿姨走了!帶著100年的滄桑,100年的奮斗,靜靜地走了!天國里有她的親人,有她的朋友,也有中華劇藝社的同仁們:應云衛、陳白塵、陳鯉庭、賀孟斧、項堃、耿震、張逸生……他們聚在了一起,他們一定會再次排演出驚天動地的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