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

2022-05-12 10:31 來源: 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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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向東

這些年，我陸續讀了一些人物傳記，聽了一些古典名曲，又做了一些筆記。時間精力有限，智識文化更是有限，這些動輒八百上千頁的大部頭，和陽春白雪的高雅旋律，品味起來很不輕松，但最終令我收獲頗豐。

巴赫的《D小調恰空舞曲》開頭，以一聲裂帛象征人們來到世上最初的啼哭，而后歡樂與悲苦交織，希望與絕望糾纏，最終歸于平靜。盡管海菲茨的演奏蜚聲樂壇，但我首推米爾斯坦的版本，激情而不濫情，克制而又絢麗。布索尼改編的鋼琴版則在巴洛克的基礎上，融入浪漫主義的情感沖突。羅素說過，人生應該像條河，開頭河身狹窄，夾在兩岸之間，河水奔騰咆哮，流過巨石，飛下懸崖；后來河面逐漸展寬，兩岸離得越來越遠，河水也流得較為平緩，最后匯入大海，與海水渾然一體。巴赫-布索尼的《恰空》不正是這樣嗎？

向死而生聽馬勒。愛德華·塞克森在《古斯塔夫·馬勒》中寫道，“從馬勒的音樂和個性，我們能窺到悲愴和戲謔兩種情感的融合，種種情緒的瞬息萬變。”當初聽馬勒的《D大調第一交響曲》，到了第三樂章，低音提琴奏出葬禮主題，隨后卻是猶太風格的歡快舞曲；接著你沉浸其中怡然自得，葬禮主題又不期而至。這或許就是馬勒的精髓——悲與歡隨意切換，生與死無縫對接。陰晴圓缺，如影隨形；悲歡離合，禍福相依。

除了音樂，我同樣摯愛書籍。花了幾個月，我斷斷續續讀完了886頁的《加繆傳》，如同告別了一位感情深厚的老友。

眾所周知，薩特與加繆是一對摯友。他們曾經翻臉，可什么叫翻臉？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相處，并不妨礙薩特思念他、思考他：“他那倔強的、狹隘的、單純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向我們時代里那些廣泛而丑惡的秩序發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戰。但也正是通過這些頑強的抗爭，加繆在我們這個金錢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確認了道義的存在價值……”

讀《加繆傳》時，我常常想象，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天，他加熱、發光、筆直地沖向死亡。他隨風而逝，被風摧毀，像轉瞬即逝的種子然而又是造物的太陽。這就是真正的“人”，面對漫漫無涯的人世，流星般輝煌地度過短暫的辰光。

《告別的儀式》雖不是薩特傳記，卻是薩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真實寫照，因為作者是波伏瓦。波伏瓦，一個極大地影響了我三觀的女人。年輕時她向我展示了生命的另一種形態，讓我能夠稍稍掙脫小兒女的心態，去寬廣地看待人世間的情感。她對薩特懷有母性，但絕不犧牲自己；她與他相互依賴，又各享自由；他們攜手一生，又相互成就。那個波伏瓦筆下日漸衰老的薩特，那個生命不息戀愛不止的薩特，那個懷揣人文理想與威權戰斗到最后一刻的薩特……這本書其實是波伏瓦與薩特共同思想的結晶。

讀《里爾克傳——鳴響的杯子》，發現這位我喜歡的大詩人帶有些“巨嬰”特質。莎樂美于他，集師、友、母、愛人于一身。每當他才思枯竭、生活拮據時，他便向她求助，一封封信箋向她飛去。其實，不少男性藝術家都有類似莎樂美這樣帶有強烈母性的紅顏知己——一如梅克夫人之于柴可夫斯基，喬治·桑之于肖邦，克拉拉之于勃拉姆斯，甚至波伏瓦之于薩特……正應了歌德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領我們上升。”

“請永遠不要忘記，孤獨是我的命運，我決不能需要任何人，因為我一切的力量都來自離別……我懇求那些愛我的人也去愛我的孤獨……”里爾克如是說。

去年十月初，夏日漸遠，秋陽正好。我終于讀完尤金·奧尼爾澎湃激蕩又痛苦難熬的一生。忽想起卓別林曾為他的妻子，也是奧尼爾的女兒烏娜寫過一首詩：“我的心就如同這張面龐/一半純白，一半陰影/我可以選擇讓你看見，也可以選擇堅持不讓你看見/世界就像是個巨大的馬戲團/它讓你興奮，卻讓我惶恐/因為我知道散場后永遠是/有限溫存，無限辛酸。”想來這位喜劇大師對人生的悲劇性領悟與他的岳父、悲劇大師奧尼爾息息相通。可惜奧尼爾因18歲的女兒烏娜嫁給54歲的卓別林而勃然大怒，與他們斷了來往。

我也讀約翰·厄普代克。黃仁宇說厄普代克的作品讓他覺得作者很悲觀。厄普代克卻說：“我當然是樂觀分子，否則絕不可能寫得如此悲觀。”可以理解為只有樂觀的人更有勇氣承載悲傷，更有勇氣描摹悲傷嗎？

我也喜歡俄羅斯“黃金時代”的作家。據說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彼此贊賞，也相互吐槽。托翁曾惋惜地對契訶夫說：“安東啊，你為什么要搞戲劇呢？莎士比亞已經夠爛的了，可你寫得比他還爛！”上帝才知道托翁眼中好的戲劇是什么樣的！

前些年，老爸的好友童道明先生出過一本《可愛的契訶夫》。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讀契訶夫？借童道明先生對《櫻桃園》的評價可以回答——“這個時候，再看《櫻桃園》，就會發現，它啟發我們要懂得多愁善感，要懂得在復雜的、熱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別櫻桃園。”我們熱愛契訶夫，熱愛他對人間的悲憫與善意。他深邃而仁慈，不虛無，不荒誕，在我們孤獨的道路上永遠投下一束溫暖的光影。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周年。年輕時，普希金是我心目中俄國作家的No.1，現在我心中的排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后兩位可以互換，陀氏不可。

這兩年，我重讀了兩遍《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白癡》《罪與罰》，還有約瑟夫·弗蘭克寫的陀氏傳記。最近又找出《群魔》來看，因為加繆曾將其改編為話劇，而被譽為“二十世紀的巴赫”的肖斯塔科維奇也為書中的一個人物譜寫過《列德比亞金上尉詩四首》，并說出“在我們臟的時候愛我們，不要在我們干凈的時候愛我們——干凈的時候人人都愛我們”的名句。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卻得急病而亡。不過，我們仍可以用書中阿廖沙的話來寬慰自己，寬慰眼下及未來不可知的艱難時分——“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以后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為什么要讀陀氏？今天紀念“這些人”有什么意義？用我讀過的一篇文章里的話來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給世界的遺產，不僅僅是橫跨文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寫作能力，在今天，當我們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也是在紀念，一個人肩擔命運的重負，直面生活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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