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人”的 生活方式與精神結構

【連網】  阿來給他的新散文集取名《以文記流年》。將文章視為記錄流年的手段，表明阿來無意將這些文章作成精致而孤寒的藝術品，而致力于寫出歲月輪轉里的作者本人。作為藝術品的文章當然是好的，它們有章法，有韻致，就像擺在古董架上的精美瓷器；相比之下，記錄流年的文章更像旅人的飯甑，飯甑也可以精美，但重點更在于其質感，在于上面那一層旅塵斑駁。就像阿來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們完全可以忽略其中的匠心架構，卻總能從中看到一個人，在他的生命旅程里緩慢地走著，張望著，感覺著，思考著。這樣的身影，是作為藝術品的文章里沒有的。

阿來的確熱愛旅行，但他的旅行有異于常人之處。他反復表明，旅行時帶一本書是他的習慣：去拉丁美洲時，他就精心挑選了聶魯達的《詩歌總集》，詩人基于那片大地的歌唱伴隨了他整個行程（《以一本詩作旅行指南》）。這一旅行習慣讓人想起很早之前，那時人們還普遍不愿意或不可能離開家鄉，只有少數人或被動或主動地風雨兼程。他們到遠方去可并非只為拍幾張照片，嘗幾種美食。那時旅行不是消費和娛樂，而是生命體驗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刻骨銘心的部分。在這種生命體驗中，山河歲月銘刻進旅人的精神結構，旅人的目光又反過來映照著山河歲月。正如阿來在《回首錦城一茫茫》一文中所寫的杜甫之于成都和四川。

據阿來所寫，身在蜀地的杜甫幾乎無事不可成詩。流離中固然寫盡顛沛之苦，一旦安定下來要建一座草堂，則選址、栽樹，乃至于討來一只大瓷碗，都可以是歌詠的對象。一千年后，我們將這些歌詠視為“詩史”，但對杜甫來說，他并非刻意寫史，而只是嚴肅而深情地生活。阿來同樣如此，他的嚴肅和深情，可不僅是在旅途中。《以文記流年》里，阿來談山，談酒，談桂花，談故人，無不懷著旅人的好奇，好像生活里每一事每一物，都足以構成一場冒險。在這些日常的冒險里，阿來同樣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旁征博引、深思熟慮，更重要的，是深情款款。阿來所談，在旁人筆下往往淪為玩物；在阿來這里，卻絕不可能老老實實待在古董架上。它們是行動著的，面對阿來，它們爭相有所訴說。

如此便能理解，阿來何以那么傾慕杜甫。那顯然不僅因為兩人都長久客居成都，更因他們共享著一種傳統，一種中國文人的傳統。選擇使用“文人”這個詞，而非“知識分子”，是因為如今后者似乎更指向一種專業細分之后的社會功能。而“文人”則意味著一種生活態度和精神構成，意味著某一渺小個體在面對浩瀚世界時，始終將求知、思索與審美作為本能，并由己及人，進而推向無限廣闊。就像阿來對水杉的關注：鐘情草木，似乎本就該是文人趣味，但面對水杉，阿來何嘗只看到了自然風物？他思考的是現代以來中國自己的話語方式是如何被外來命名系統壓抑，而又逐漸找到發聲方式的大命題（《水杉，一種樹的故事》）。在李莊演講時，阿來還提到一位抗戰時期在此地“史語所”學習過的年輕人，因為研究做得不夠好，就去金川當了縣長，幾任縣長都不敢管的一個劣紳，他一上任就給斃了，自己當然也就因此而死（《士與紳的最后遭逢———談談李莊》）。

這兩個例子，一尋常，一壯烈，恰能說明所謂“文人”以其特殊的生活方式鑄就了怎樣的精神結構，在不同時勢下又有著怎樣堅韌和雄奇的力量。

由此再讀這本文集的前兩篇———關于《云中記》的創作談，或許會有更深的理解。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十年間，阿來沒有就此寫過一個字。十年里，他讀書、旅行、應酬、喝酒，卻又始終未曾離開汶川。這位當代“文人”以其嚴肅與深情，時刻背負著那段難忘的家國記憶。若非如此，阿來何必要等十年后才來寫那場災難呢？（□ 叢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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