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70問

2015-08-28 09:57 來源: 中國文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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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國文明網特別編寫了《中國抗日戰爭70問》專題，以幫助廣大網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深刻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更好警示和教育人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我們唯有牢記由鮮血和生命鑄就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歷史，才能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克服艱難險阻、奮力砥礪前行，不斷凝聚起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力量。

向抗日先輩默哀，向抗戰歷史致敬！

1.抗日戰爭為什么能夠避免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戰爭屢戰屢敗的命運？

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梁柱：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這場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抗擊東方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如何避免近代歷史上中國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命運，正如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的，關鍵在于要注重發揮我方戰爭正義性、得道多助的優勢，充分利用敵人失道寡助、“少兵臨大國”的弱點，真正實行全民族的總動員，發動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戰爭。這是堅持抗戰并爭取達到最后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對參加抗戰的黨派，誰能夠做到這一點，即實行有利于全民族動員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一以貫之、堅持到底，誰就實際上是這場反侵略戰爭的指導者，它將最終贏得戰爭，也將贏得人心。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這個克敵制勝的法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2.抗戰時期中國為什么能從“散沙一盤”凝聚成“磐石一塊”？

中國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呂薇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一個以弱勝強的奇跡。這一奇跡的出現固然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促成、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抗戰精神的形成與全民抗戰的發動。可以說，日本之所以敢于挑釁欺負中國，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缺乏民族凝聚力，難聚全民之力御敵。但是，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野蠻侵略，面對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中國人民迅速覺醒，中華民族空前團結，中華兒女的戰斗力和凝聚力空前提升。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各民族、各黨派、各階級階層、各社會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都義無反顧投身到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正是由于抗日戰爭中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覺醒和增強，將中國由“散沙一盤”凝聚成了“磐石一塊”。

3.民族精神對抗戰勝利發揮了什么作用？

中國社科院黨校副校長夏春濤：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贏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在愛國主義旗幟感召下，依托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匯聚成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盡管出現過暗流、逆流，但團結抗戰、共御外侮始終是主流。正如我們國歌所唱“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所謂“新”，主要是說這是一道精神長城。它是無形的，卻堅不可摧、不可逾越。從力量對比上講，近代以來敵強我弱的態勢在抗戰時期并無根本性改變，但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和凝聚力發生顯著變化，從而深刻影響了戰局進展。抗戰持續時間長達14年，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撐，艱苦卓絕的抗戰不可能堅持這么久。同一時期，號稱歐洲第一陸軍強國的法國，擁有“牢不可破”的馬奇諾防線，卻被德國閃電戰擊潰，僅一個多月就告敗亡。而中國雖積弱積貧，但有強大的民族精神作后盾，所以能在外援有限的困境下，獨力支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乃至最終以弱勝強。

4.團結起來對取得抗戰勝利意味著什么？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存良：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危險關頭，中華民族空前的團結一致，彰顯了強大的凝聚力。朱自清在《這一天》中這樣寫道：“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進行這場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戰并取得勝利，從根本上說靠的是中華民族自己的力量。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而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武器裝備等方面都遠遠落后于日本。在敵強我弱和沒有充分外援的條件下，中國人民書寫了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跡。毛澤東指出，中國“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所以說，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證。

5.抗日戰爭的全民性體現在哪里？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抗戰期間，中國有4億多人口，都直接或間接地卷入戰爭。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力推動下，曾經內戰不休的各派系軍隊捐棄前嫌、相繼出動，投入對日作戰；曾經政見對立的各黨派，結成抗戰同盟。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發揚抗戰”成為了“民氣”。滿、蒙、回、維、藏、苗、瑤、黎、壯、朝等少數民族同胞積極投身抗日斗爭，在近800萬海外僑胞中，僅回國參戰的粵籍華僑就有4萬多人。抗日戰爭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6.抗日戰爭的艱苦性有哪些具體表現？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日軍在中國使用的戰爭手段極為兇殘，大屠殺、細菌戰、化學戰、“三光”政策、蹂躪婦女、無差別轟炸等暴行滅絕人性，對中國資源的掠奪肆無忌憚。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戰已經堅持了10年，此后也主要是靠自身力量抗衡強敵。特別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敵后靠自力更生頑強堅持。中國抗戰成為二戰中最艱苦卓絕的戰爭。

7.為何中國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抗日戰爭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中，中國是戰爭時間持續最長的國家。這是由戰爭雙方國力、軍力對比所決定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日本已經高度工業化，日本軍隊裝備先進，訓練有素，進行的是現代諸軍兵種協同作戰；中國仍然是落后的農業國家，軍隊基本上是陸軍，裝備也比較落后。兩國、兩軍對決，日本意在速戰速決，中國則體大力虛，必須充分發揮地廣人多的優勢，通過長期的戰爭“熬”垮敵人。

8.如何認識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的關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認識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的關系，首先要厘清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起點是九一八事變還是七七事變。在學術界，大多數人形成的共識是：“九一八”是抗日戰爭的起點，“七七”是全國性抗戰的開端，二者之間即為局部抗戰。一方面，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具有統一性。14年的抗日戰爭都是一個整體的發展過程，局部抗戰是全國性抗戰的基礎和準備，全國性抗戰是局部抗戰歷史的繼續和發展。另一方面，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又具有重大差別。這種差別的突出表現，就是七七事變前后國內階級矛盾具有實質性變化。七七事變以前，中國仍然處于嚴重的分裂狀態。七七事變之后，國內階級矛盾讓位給中日民族矛盾，國共兩黨轉變為合作抗日。這個轉變非常重要，標志著全國團結抗戰的形成，全民族抗戰的真正實現。總之，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是抗日戰爭兩大發展階段，既有統一性，也有差異性。我們既要充分肯定全國性抗戰，也要充分肯定局部抗戰，二者不可偏廢。

9.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梁柱：第一，以正確的主張發揮了政治指導作用，中國共產黨首先發起“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主張，促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全民族抗戰提供了前提條件；力排“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論調，闡明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為抗日戰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人民戰爭的倡導者、組織者。全國抗戰初期，黨把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提升到戰略地位，并在之后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最大限度地發動和組織人民抗日力量。在戰略相持階段，敵后戰場抗擊了60%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逐步成為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主戰場。第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有力地制止了內戰危險和對外妥協傾向，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因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才使得這場偉大的抗日戰爭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轉折。

10.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政治方針和軍事戰略上為奪取抗戰勝利指引了方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理論研究中心：中國共產黨制定實行的廣泛發動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證，也豐富了世界軍事理論與實踐。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就科學預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準備作持久戰。1937年8月，洛川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正式確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抗戰的軍事戰略是“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創造性地撰寫了指導抗戰的軍事理論文章《論持久戰》，將游擊戰提升到戰略高度，科學預測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闡明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迎來最后的勝利。毛澤東將武裝斗爭和非武裝斗爭相結合，軍隊作戰和民兵作戰相結合，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打破敵人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迷夢。

11.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改變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狀況，建立各黨派同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是國共合作抗戰，但國民黨始終擺脫不了反共滅共的階級局限和獨裁專制的思維桎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不斷制造反共磨擦，先后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實現和堅持全民族抗戰的過程步履艱難。共產黨展現出以民族大義為重、抗戰大業為先的胸懷，率先提出“抗日救國”的主張，建立并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從而解開了國共磨擦的死結，開創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為了民族大義，共產黨承擔起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領導責任，確定“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在發展抗日運動和“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幟下解決與國民黨的矛盾磨擦，使國共關系即便出現皖南事變的重大危機也沒有破裂，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成為中國社會各種抗戰進步力量團結的軸心。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扮演著實際領導者的角色。

12.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戰斗力強在哪里？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抗戰期間，中日兩軍在正面戰場的交鋒，從總體上講是兩個時代的軍隊在進行兩個時代的戰爭。國民黨軍內部關系緊張、作戰思想呆板、訓練質量不高、兵員素質不佳等，也是造成戰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我軍在抗戰時期，卓越完成了進行敵后游擊戰爭的使命。我軍戰斗力的塑造，不但有頑強的戰斗精神支撐，而且有先進的作戰思想、靈活的戰略戰術和有效的治軍方略保障。與國民黨軍按套路打仗治軍不同，我軍是按目的作戰建軍，訓練實戰著眼于對付什么對手、完成什么任務、達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著眼于解決“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簡單直接，卻實用有效。

13.為什么說戰略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抗戰的實際領導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曹守亮：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后，日本急于從中國戰場脫身，遂對國民黨發動了代號為“桐工作”的新一輪誘降攻勢，國民黨出現了抗戰以來最嚴重的動搖，采取消極避戰、保存實力、準備反攻內戰的政策，連續發動了反共高潮，把抗戰勝利的希望越發寄托在同盟國身上。隨著艱苦的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先后出現了一批國民黨高級官員、高級將領及數十萬軍隊公然降日和豫湘桂戰場大潰敗的局面，國民黨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和領導力大幅下滑。與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中國戰場發揮的主導作用相比，戰略相持階段抗戰的實際領導力量已經轉移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中國共產黨抗戰政策的徹底性和堅決性，最為突出地表現在對抗日游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之戰略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上。中國共產黨所堅決執行的人民戰爭原則，使敵后戰場不斷發展壯大，逐步上升為抗日的主戰場。

14.為什么說八路軍揭開中國戰場戰略反攻的序幕？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中國戰場的戰略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轉折的有利形勢下，首先是由八路軍開始進行的。從1943年秋季起，日軍在華北敵后戰場逐漸失去主動權，而力量正處于上升階段的八路軍在一些地區開始占有相對優勢，并首先發起攻勢作戰，揭開了中國戰場戰略反攻的序幕。1943年7月30日，晉魯豫軍區集中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發起衛南戰役。至8月中旬，衛南戰役勝利結束。八路軍共殲滅偽軍5600余人，收復和開辟了衛河以南地區。8月18日，林南戰役打響。激戰至8月27日，林南戰役結束。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7000余人。繼衛南、林南戰役之后，八路軍山東軍區于1943年11月在魯南、濱海等地區發起攻勢作戰。衛南、林南戰役和山東軍區討伐偽軍的戰役，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較大規模的進攻作戰，是華北敵后抗日軍民經積蓄力量、發展壯大后準備反攻的必然結果。這說明，八路軍已在一定程度上奪取了戰場主動權，具備了攻勢作戰的能力，局部反攻的條件開始成熟。

15.抗戰期間我們黨在軍事理論和戰略指導上有哪些創新？

南京軍區司令員蔡英挺、政治委員鄭衛平：正確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指導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根本前提。抗戰全面爆發后，通過分析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等特點，我黨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系統回答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最后勝利為什么屬于中國三大問題。立足對中日雙方優劣長短的準確研判，我黨積極進行戰略創新，把抗日游擊戰爭提到戰略地位，確定“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創新發展了游擊戰爭理論。針對日軍奪城掠地向中國腹地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分赴華北、華中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將日軍后方變成前方，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相互配合，從內線、外線夾擊敵人。這些符合中國國情、充滿唯物辯證法光輝的戰略指導和戰爭理論，指引全國軍民最大限度動員、組織和武裝起來，并隨著抗戰進程逐步實現戰爭力量強弱轉化，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

16.游擊戰對抗戰勝利發揮了什么作用？

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梁柱：抗日游擊戰爭是弱國戰勝強國侵略的有力武器，是實現人民戰爭的有效組織形式和作戰形式。抗日游擊戰爭的顯著特點，是軍隊和人民群眾緊密結合，最充分地發揮了廣大群眾的智慧、力量和創造力，彌補并逐步改變了敵我之間物質力量的不平衡狀態。這樣，就把敵人的廣大后方變成消滅敵人的戰場，牽制并消耗了大量敵人；通過積小勝為大勝，堅持了持久抗戰。堅持敵后抗戰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踐證明，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有力地貫徹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和創造光明中國的重要一環。

17.中國共產黨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干了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理論研究中心：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延伸，中國共產黨不但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倡導者，而且是重要推動者。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出發指出：“中國人民、中國僑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廣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統一戰線”。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領銜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至此，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18.毛澤東為爭取各國聯合抗日對西方記者說了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姜廷玉：1936年7月，毛澤東告訴斯諾，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中共把美國等一些不愿看到日本侵占中國的國家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中國不僅必須首先實現國內的統一戰線，還必須努力把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系的國家。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對國際反日聯合陣線的建立，提出了綱領性的主張。1938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達時，贊揚了美國民主黨和總統羅斯福維護國際和平和譴責法西斯的政策，同時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

19.當時的美國記者是怎么看中共抗戰的?

中央黨校黨史部盧毅：1944年，外國駐華記者對延安等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采訪。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撰文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他又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并列出專章“中共作戰努力目擊記”，從不同方面引證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中共部隊在英勇作戰。美國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一書中寫道：“當人們想起共產軍以云泥之差的劣勢對抗敵人時，共產軍的成就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在延安聽他們講的時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來我到了淪陷區，與在敵后活動的八路軍共處了兩個多月，我親眼看見了他們攻取并破壞敵人據點與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個確信，就是：共產黨的發言是絕沒有虛張聲勢的地方的。”繼中外記者團之后，美國《紐約時報》駐中國特派員艾金山也進入邊區訪問。他也指出：“隨共軍進入戰地的外國記者都認為中共軍隊的確竭力抗擊日寇。”

20.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和片面抗戰路線的區別在哪里？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把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境地，共赴國難、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使命。共產黨認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國民黨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退無可退的時候決定實施“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全國抗戰，并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但實行的卻是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共產黨則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的具體內容，并躬身實踐，在敵后戰場形成了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抗日武裝力量體制，構建起進行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

21.如何認識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關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分別由國共兩黨主導。正面戰場在較長的歷史時間，特別是戰略防御階段起著主戰場的作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具體來說，在戰略防御階段，抗日游擊戰爭迅猛發展，不僅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而且創建了敵后抗日根據地，迫使日軍不得不長期而不是暫時分散兵力兩面作戰，從而為推動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相持階段，實現持久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戰略相持階段，敵后游擊戰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作戰形式。1943年以后，抗日戰爭進入局部反攻階段，敵后戰場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收復了大量失地，成為全面反攻的戰略基地，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關系。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主戰場作用是明顯的，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階段敵后游擊戰場的關鍵作用也是明顯的。

22.我國少數民族人民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哪些貢獻？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當時，中國各少數民族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從北到南，從朝鮮族、滿族到壯族、瑤族、黎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人民為保衛中華民族利益，維護祖國獨立和統一，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少數民族建立起抗日救國會等愛國團體和抗日武裝。其中，冀中回民支隊和渤海地區回民抗日游擊隊最為有名。冀中回民支隊由回族共產黨員馬本齋擔任司令員，人數最多時達2000余人，曾被授予“無攻不克，無堅不摧，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的錦旗。1938年3月13日，新疆庫爾勒縣維吾爾族婦女然比汗，捐抗日救國后援款票銀75萬元。11月6日，阿克蘇區溫宿縣農民沙海阿洪將父親遺留的部分朝汗路費捐作抗日捐款，并稱：“全國抗戰，民很愿親赴前方，共同殺敵救國，奈因交通不便，并家務關系，未得前往，故將所有一半自愿捐助，以助前方多買幾種槍彈，多殺幾個敵人，好給我們中國報仇”。

23.全國抗戰時期臺灣同胞是如何開展抗日斗爭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全國抗戰爆發后，日本為將臺灣變成侵略戰爭的后方基地，進一步強化在臺灣的殖民統治，但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從沒有停止過。1938年3月，臺灣工黨領袖高斐反對抽調臺胞到大陸為日軍作戰，領導數千名礦工在宜蘭暴動。面對日本的文化殖民，臺灣同胞堅持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暗中學習被禁止使用的漢語，日本殖民當局強制推行的更換日式姓名運動也受到冷落。七七事變后，先后有5萬余愛國臺胞沖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戰。許多臺灣青年奔赴解放區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抗日活動。即便被日軍征調到中國大陸戰場的臺籍士兵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民族身份，他們進行秘密的反戰運動，在關鍵時刻支持抗日活動。不少人還尋機起義參加到祖國抗戰的隊伍中，僅在海南島一次起義的臺胞即達298人。

24.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哪些貢獻？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以各種方式支援和參加祖國的抗戰。1938年10月，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成立。其分支機構遍布南洋各國，廣泛開展募捐活動，籌集抗戰急需物資，組織華僑青年回國參軍參戰。在美洲，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于1937年10月發動美國紐約市54個華僑團體，成立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波士頓、舊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國家的華僑，歐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華僑，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國抗戰的各種團體。全國抗戰開始后，中國國民政府陸續向國內外發行多種債券，總數達30億元。到1942年，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認購總數達到11億元國幣，而且戰后這些公債并未償還。所以，他們購買的這些公債如同捐款一樣，全部無償地貢獻給了祖國的抗戰事業。為了支援祖國抗戰，華僑紛紛“增寄家費以益外匯”，僑匯連年保持在較高水平上。

25.為什么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沈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戰場：中國戰場、太平洋戰場、歐洲戰場和北非戰場。二戰期間，中國率先開辟世界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始終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制約著日本的“北進”和“南進”，有力地配合與策應了其他戰場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日本戰略進攻，中國戰略防御期間，中日雙方投入總兵力達400余萬人，戰線長達1800多公里，戰火遍及中國10多個省區，戰區面積約160萬平方公里，中國直接或間接卷入戰爭的人口達4億之多，至1939年歐戰爆發，全國已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達3年之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表示，“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里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蘇聯崔可夫元帥在其回憶錄中也表示，“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里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

26.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了哪些貢獻？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中國的抗戰，使日本陸軍的主力深陷中國戰場，無法實施“北進”計劃，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的致命危險。在衛國戰爭最危急的時候，蘇聯先后從遠東地區抽調54萬兵力、5000多門火炮、3300多輛坦克，大大加強了西線對德作戰力量。中國抗戰還遲滯了日本的“南進”步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陸軍主力有35個師團被牽制在中國戰場，派往太平洋戰場的僅10個師團。羅斯福總統曾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27.如果沒有中國抗戰世界將會怎樣？

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陳述：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軍事同盟條約”提出了控制世界、瓜分勢力范圍的全球戰略。但是，法西斯集團軍事圖謀的實現建立在兩個先決條件之上：在歐洲它必須打敗蘇聯，在亞洲它必須打敗中國。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亞洲的中流砥柱，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使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戰線先天不足。假如中國不能困住日本，日寇北進攻打蘇聯，或全力南進攻打英美，戰爭結局將不堪設想。這一點，無論是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有清醒客觀的認識。

28.為什么說中國人民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首先，中國對日作戰時間最長。從九一八事變起到日本投降共14年，其中局部抗戰6年，全國抗戰8年。美國對日作戰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日本投降，時間不到4年；蘇聯從1945年對日宣戰到日本投降，時間不到1個月。其次，中國在對日作戰中起到了主力軍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軍隊在1938年抗擊了日本陸軍師團數的94%，1940年抗擊了日本陸軍師團數的78%；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軍隊分別在1942年和1943年抗擊了日本陸軍師團數的64%和54%。1945年日本戰敗時，向中國投降的日軍人數達128.3萬（不含關東軍），是日本海外各戰場中投降人數最多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抗戰中取得了輝煌戰果，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共斃傷俘日軍150萬余人，自身傷亡3500多萬人，按1937年比值折算，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而蘇軍在遠東戰役中傷亡3.2萬余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傷亡32萬余人。由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國人民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

29.為什么說中國戰場對于打敗日本侵略者是決定性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步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展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斗爭，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由于中國戰場的存在與抵抗，日本陸軍投入太平洋戰場的僅有l0個師團，不及當時中國戰場的1/3。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盡管投入海軍主要力量，但無法抽調在中國戰場的日本陸軍配合作戰，在中途島戰役后與盟軍的逐島爭奪戰中更處于劣勢。中國還派出遠征軍協助同盟國軍隊作戰。在兩次滇緬作戰過程中，中國軍隊以巨大的傷亡代價，延緩印緬戰局惡化，有力支援了太平洋戰場上的盟軍。1943年10月，日本決定從中國戰場抽調5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另以5個師團為預備隊，但由于在中國戰場發動“一號作戰”，所以實際上只抽調了3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但同時又向中國戰場增加了8個旅團的兵力，導致在太平洋戰場進一步被動。正是由于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加速了戰局向戰略反攻方向轉化，成為日本戰敗的決定性力量。

30.為什么說中國抗日戰爭具有國際性？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擊法西斯侵略擴張的過程中，中國的局部抗戰是阻擊法西斯擴張的前哨戰。在戰勝法西斯的戰爭中，中國是反法西斯同盟與日本法西斯在亞洲大陸較量的主要戰場，中國軍民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主體力量。蘇聯、美國等國家先后派出軍隊與中國軍隊并肩作戰。來自20多個國家的國際友人參加了中國抗戰。中國的抗戰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決定性因素。

31.能用場面是否“精彩好看”來衡量中國抗戰的價值嗎？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歐洲戰場的反法西斯戰爭，參戰各國多是發達工業化國家，而中國抗戰是中國人民在本國國土憑借后進的自然經濟條件與相對簡陋的武器，采用獨特的戰略戰術，對抗一個工業化強敵的戰爭。中國人打出了自己的尊嚴、贏得了自己的勝利。然而，總有人以西方的空、海現代兵器與大兵團作戰為標準，認為中國戰場少有精彩好看的場面，由此低估中國抗戰的價值。如此見物不見人，見場面不見謀略，就軍事科學或軍事藝術角度而言，實為短淺之見。即便在當年的血腥戰場上，擁有當時世界最強軍事力量的戰爭發動者，已經不時供認其侵略的失敗。時任日軍最精銳戰略集團的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承認，日本企求“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在華北敵后戰場上，日軍對八路軍的感受是，看不見、摸不著，“曠費時日，真想舉手服輸”。

32.中國的持久抗戰讓日本法西斯嘗到了哪些苦頭？

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陳述：一是拖垮了日本經濟。1937年日本的直接軍費占國民收入的17.6%，到了1941年，直接軍費已占國民收入的34.9%。日本高額軍費嚴重影響了國民生活與生產，民眾收入下降，勞動時間延長。二是造成了日本政界矛盾重重，內閣頻繁更迭。抗戰14年期間，日本內閣共換了15屆。日本侵華頭目岡村寧次表示：“在事變中內閣幾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虛弱。”三是對日本的軍心、民心影響甚重。日本外相重光葵說過：“自滿洲事變以后，已經過十數年的戰爭，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極盼停戰。”這表達了當時日本國民的心態。他還認為：“盡管軍部怎樣地宣傳玉碎戰之說，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國家表面的、假裝的現象。”中國抗日戰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軍事面臨失敗、經濟疲軟衰退、政局動蕩不安的困境。隨著中國戰局的變化，這幾個方面終于形成惡性循環，使日本法西斯最終走向滅亡。

33.為什么說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作戰是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貢獻的標志性戰役？

中國國家檔案館：連接中國云南與緬甸的滇緬公路，是戰時重要的國際通道，大量戰略物資經由滇緬公路運抵中國抗戰后方。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便企圖切斷這一重要戰略通道。1942年1月，日軍登陸緬甸，進攻仰光。2月，英國請求中國派遣軍隊入緬協助作戰。3月8日，日軍占領仰光，英軍敗退。3月20日，日軍猛攻同古，英軍岌岌可危。在日軍兵力、裝備都占優勢并擁有制空權的情況下，中國克服困難，派出優勢部隊組成遠征軍入緬作戰，與日軍苦戰12天，殲敵5000余人，成功掩護同古英軍撤退。日軍繼而北犯仁安羌，圍困英軍主力。中國遠征軍馳援作戰，成功救出被俘英軍7000余人及美國傳教士與記者等500余名。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作戰，歷時半年，轉戰1500余公里，多次挫敗日軍，給英軍以及時有效的救援。特別是同古保衛戰、仁安羌解圍戰，使日軍遭到太平洋戰爭開戰以來未曾遇過的猛烈抵抗，付出了重大代價。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作戰是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貢獻的標志性戰役。

34.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給同盟國提供了哪些具體支持？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長曲愛國：總的說，中國是同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基地。中國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軍基地，投入大批部隊保護野戰機場，保障盟軍空中力量對日本實施戰略轟炸和對日軍作戰。美軍在中國的大后方地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力量控制的部分區域建立了眾多氣象站、水文站和無線電通訊網，并設立了聯合情報搜集和整理機構。中國還為盟國提供了大量的鎢、錫、桐油等戰略物資。

35.中國戰場是太平洋戰場的附屬嗎？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一些西方二戰史學者刻意貶低中國戰場地位，把中國戰場看作太平洋戰場的附屬，但事實表明，盡管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集中了海、空精銳軍力，但就戰爭的基本目標、戰略地位諸方面考察，中國仍是東方戰場的重心，日軍主要戰略目標在于侵吞中國。日本由“北南并進”的國策方針指引，于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團結凝聚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展開了艱苦卓絕的全國性抗戰，挫敗了日軍速戰速勝企圖。1939年德國大規模進攻波蘭后，日本軍政高層一直搖擺于北進蘇聯遠東地區、南進東南亞及西太平洋的戰略選項之間。1940年7月27日，日軍大本營聯席會議制定《伴隨世界形勢發展之時局處理要綱》，強調“首先將重點置于結束中國事變方面。”10月16日，東條英機組閣，最終確立“總體戰”獨裁體制，規定“向南方發展，以分斷從背后支持重慶政權使其抗戰意志愈加增長的英美勢力同重慶政權之聯系，這是促進事變解決的極為必要的措施”戰略大方向。以上決策環節表明，日本在侵華戰爭危局中之所以放棄北進而發動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是為困獸之斗。

36.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是如何評價中國戰場的？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斯大林曾談到，“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2年說過一段話：“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說過，如果“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

37.日本人是如何評價中國戰場和中國共產黨抗戰的？

軍事科學院原戰爭理論與戰略研究部研究員劉庭華：戰后日本戰史著作承認，日本“在對美英開戰后，日本陸軍主要戰場在客觀上仍然是中國大陸”，“日本陸軍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釘在中國戰場上，寸步難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理論研究中心：194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嘆道：“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連當年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也承認：八路軍“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活躍在當今日本政壇和學界的戰略學家、歷史學家伊藤憲一指出，毛澤東《論持久戰》“設想之宏偉，之正確”，使人感受到諸葛亮《隆中對》那樣的歷史睿智。伊藤又舉出最杰出的古典兵法《孫子》，并稱為“孫毛”兵法。

38.為什么說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中央黨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員黃一兵：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屢遭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蹂躪，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斷受到侵蝕，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那個時候的中國，毫無國際地位可言，根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平等對話的資格。這種狀況到抗日戰爭時期發生了根本改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肯定和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國政府充分利用參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這一歷史契機和有利的國際環境，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廢除了各國根據對華不平等條約而獲得的種種特權，使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開始崩潰。中國政府直接參與了《聯合國憲章》的制定，為建立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作出巨大貢獻，理所當然地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使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的大國地位得以確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顯著提高。

39.中國如何參與聯合國的創建？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1943年10月30日，中國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簽署了《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邁出了創建聯合國的關鍵一步。該《宣言》宣布，四國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在新的國際組織成立之前，四國將彼此磋商，以代表國際社會采取共同行動。1944年8月至10月，中、美、英、蘇四國代表舉行會議，共同擬定聯合國機構的組織草案。1945年4月至6月，中國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發起召開了舊金山會議，世界上50個國家的代表與會，討論制定《聯合國憲章》。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堅持正義，主持公道，為會議的成功召開發揮了重要作用。會議最后通過了《聯合國憲章》，并舉行了簽字儀式。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而且還是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40.日本軍國主義領導下的日本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中國人民抗擊的日本軍國主義，是法西斯世界大戰的主要推手。戰后曾任日本防衛大學校長的豬木正道指出：“把大日本帝國定義為軍國主義是毋庸置疑的。”在豬木正道看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好戰性，較納粹德國更具有典型意義。一部近代日本的對外侵略歷史可資佐證。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至1945年戰敗投降，日本軍國主義對周邊國家的侵略，用兵之頻繁、規模之巨大，在世界近現代史罕見其匹。對這樣的侵略戰爭史，日本右翼著者卻大言不慚，粉飾為“百年戰爭”。

41.“大亞細亞主義”真的是要“解放亞洲”嗎？

軍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于興衛：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打著“興亞”“解放亞洲”“保全支那”的幌子炮制和鼓吹“大亞細亞主義”，其核心是要中國放棄主權，任由日本“改造”中國，最終由日本獨霸中國和亞洲。從這個意義上說，“大亞細亞主義”實際上等于“大日本主義”。對此，日本著名學者木下半治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張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并且一貫以大亞細亞主義的名義，進行侵略大陸的宣傳。”1919年，李大釗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指出：“‘大亞細亞主義’是并吞中國主義的隱語”，“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其目的是要“在亞細亞的民族，都聽日本人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由日本人解決，日本作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人的舞臺。”因此，“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和平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

42.九一八事變是偶然發生的嗎？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張海鵬：侵占東北是日本長期謀劃的戰略目標。說“中國軍隊破壞了南滿鐵路的路軌”，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這是日本政府欺騙國際輿論的謊言，制造九一八事變的一些關東軍當事人早已指出是關東軍作戰主任石原莞爾和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人長期策劃的。制造九一八事變的具體計劃固然是關東軍的校級軍官策劃的，但計劃一旦執行，立即得到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的支持。為什么制造九一八事變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需要？因為占領東北是日本政府長期謀劃的戰略目標。戰略目標確定，具體實施，何時實施，何人實施，純粹是一個戰術問題。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們認為，1931年9月實施戰略目標是一個恰當的時機。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有計劃實施大陸政策的第一步。事變后，日本即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實現其將東北與中國內地相分割的計劃，并借故發動一二八事變，大舉進攻上海。

43.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受到中國“排日反日”行動的“刺激”嗎？

這種荒謬觀點不值一駁。許多學者指出，日方總是強調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死了多少日本軍人，付出了多少“代價”，后來又受到中國民眾反日情緒的“刺激”等等，可曾想想這究竟是哪一國的領土，日軍在中國東北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中國人。

44.為什么說七七事變和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蓄謀發動的？

有充分的史料證明，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具有必然性，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具有預謀性和計劃性。1919年，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就鼓吹日本“有積極對外開戰之權力”。1934年日本軍部公開叫囂“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要求按照法西斯總體戰思想建立法西斯極權主義體制。而且，日本侵略中國采取的是漸進戰略，從東北到華北一步步地侵占，蠶食到一定程度了，就是滅亡中國。當日本企圖侵占北平和華北時，觸及了中國的底線，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打亂了日本的戰略步驟，但不能因此說日本的野心所指只是中國東北和華北，全面抗戰是中國挑起的。

45.為什么說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戰略？

中央黨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員黃一兵：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擴張道路的必然結果。日本對中國和亞洲國家的侵略圖謀由來已久。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鮮，進取北京，占領華北，在東亞大陸列土封疆。第一次東方會議后，內閣首相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鼓吹對華侵略的奏折，日本的對華侵略就是按照奏折的軌道運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為適應對外擴張和爭奪霸權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義和瘋狂的擴軍備戰政策。日本對華侵略的長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進一步加強。5月，日本陸海軍中央部完成《帝國國防方針》第三次修改。6月，《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頒布。1936年8月，《國策基準》通過，明確制定了向大陸和海洋同時擴張的全面侵略計劃。

46.為什么說“中國拒絕日本提出的和談意愿從而導致戰爭擴大化”是荒謬的？

其一，中國全國抗戰完全是被迫進行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國政府“誤判”了日本戰略意圖和形勢而使戰爭擴大化。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竭盡全力開展多方外交沒有取得效果，是日方咄咄逼人使戰爭發展為全面戰爭。其二，抗戰期間日本政府拋出“和談”問題，不是真的愿意“和談”、和平，而是因為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遭到了中國人民頑強抵抗，日本“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圖謀徹底破產，抗戰進入持久戰階段，極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國力，拖延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計劃，日本迫不得已采取了對中國誘降政策，“和談”的實質是“誘降”。其三，日本提出的所謂“談判”條件等于讓中國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這樣的條件是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會答應的。

47.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合法的嗎？

傳統國際法把戰爭看作解決國際爭端、推行國家政策的合法手段，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曾在近代為侵略者推行侵略政策大開方便之門。然而，人類文明進入20世紀以來，戰爭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逐步發生了重大變化。1899年在海牙召開的和平會議及隨之締結的《國際紛爭和平解決公約》，第一次明確對以戰爭解決國際爭端的“權利”加以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罪和反人道罪進一步在國際法上被確立下來。1943年蘇、美、英三國通過的《莫斯科宣言》，1945年蘇、英、美三國發表的《雅爾塔協定》，美、英、中三國發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確宣示發動侵略戰爭是嚴重罪行，必須受到嚴厲追究。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所謂的“學者”們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國際法理論的進步，對于日本簽署的國際公約統統視而不見，反而死抱已被文明世界所唾棄的迂腐舊法不放，大放厥詞，這樣做只會被崇尚正義的世界人民所不齒。

48.日本侵略給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巨大災難？

南京大學教授張憲文：日本侵略軍以14年時間，占據中國大片國土，日本軍隊所到之處，房屋工廠被破壞，資源財富被掠奪，人民生命慘遭殺戮。日本侵華戰爭中，日軍實施大規模屠殺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殺、旅順大屠殺等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華北地區制造了100多起慘案。實施細菌戰、化學戰、毒氣戰，導致中國軍民大量死亡。實施“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還強擄迫害中國勞工等。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之多。還有大量人口間接死于日本侵華戰爭，比如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的自然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急性傳染病肆虐各地。日本大舉侵華，使中國大地滿目瘡痍，水源、森林、工業、農業、交通等無一不受到摧殘和禍害。日軍對中國文化資源的破壞和掠奪也十分嚴重。許多重要古跡被破壞，大量珍貴文物和珍稀古籍被掠往日本。日本對占領區實施嚴厲的社會控制，其中不僅包括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統治，甚至嚴格限制中國民眾的人身自由，給中國民眾帶來巨大傷害。

49.為什么說南京大屠殺已有法的定論？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1946年，由中、美、英、蘇等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了長達兩年零六個月的審判。由于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國際法庭對于此案的審理特別嚴肅認真。國際法庭根據大量人證、物證，確認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現代史上破天荒之殘暴記錄，在國際法庭判決書中，用兩個專章的篇幅作了題為“攻擊南京”和“南京大屠殺”的判詞。經國際法庭莊嚴審判，南京大屠殺罪魁禍首松井石根被執行絞刑。甲級戰犯由國際法庭審判，乙、丙級戰犯則由直接受害國家所組織的軍事法庭審判。中國南京法庭依據大量的人證、物證，經過反復調查和核實，確認“日軍在南京屠殺我同胞的人數達30萬人以上”“日軍縱火焚燒致使南京半城幾近灰燼”等。經法庭莊嚴審判，谷壽夫、向井敏明等南京大屠殺要犯被判處死刑。所以說，南京大屠殺案是經過國際法庭和中國南京法庭共同作出的法的定論，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50.為什么說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達30萬人以上？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侵華日軍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留下了幾十萬具尸體。對這些尸體的掩埋或處理時留下的埋尸記錄，成為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當之為時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世界紅十字會八卦洲分會、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8家社會慈善團體，基于社會公德將遇難同胞尸體掩埋，共掩埋19.8萬具；二是許多市民自發組織臨時掩埋隊，共收埋尸體4.2萬具；三是偽政權第一區、第二區、第三區和下關區，為掩飾日軍大屠殺罪行，共收埋尸體1.6萬余具；四是侵華日軍為掩蓋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輿論譴責，毀尸滅跡達15萬具。如果把所有被收埋的尸體，連同日軍毀尸滅跡的那一部分合并考察，并考慮可能出現的一些交叉和重復計算的因素，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達30萬人以上完全是有根據的。

51.南京大屠殺有哪些證人、證言和證物？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日軍官兵日記和隨軍記者的證言資料主要包括：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官兵日記。如當年侵占南京的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陣中日記》寫道，“由于方針是大體上不保留俘虜，故決定趕至一隅全部解決之。”日本參與南京大屠殺官兵證言。如日本老兵岡本健三對日軍毀尸滅跡作如下詳細描述：“有人說，南京的屠殺不曾有過，這是胡扯！我本人就是當場目擊者。”日本隨軍記者現場目擊等。同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館藏檔案中，保存著4000多份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口述史資料。此外，南京大屠殺留下了許許多多中外證人書信、日記和證言，成為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證據，包括《南京安全區檔案》《駐華使館外交人員檔案》《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以及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記和音像資料等。

52.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德國種族滅絕罪行性質不同嗎？

日本拋出了“德日有別論”，認為南京大屠殺在性質上屬于“戰場上難以避免的事情”，不同于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反人類罪行。這種觀點是完全荒謬的。其一，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同屬法西斯，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和東京審判等國際審判明確認定的，是國際社會共識和歷史公論。其二，從德、日法西斯殺害各國人民的數量來看，日軍僅在中國就造成3500萬軍民傷亡，日本法西斯殺害的各國軍民人數與納粹德國不相上下。其三，從德、日法西斯暴行的殘暴程度來看，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屠殺大都是單純的屠殺，日軍的屠殺則是同強奸、搶劫、放火及其他暴行相互結合的，在屠殺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或奸淫，其屠殺的方法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狂虐殘暴的程度世所罕見，甚至超過納粹德國的暴行。

53.日本政府和軍隊高層對南京大屠殺沒有下達過屠殺令，甚至“不知情”嗎？

第一，大量資料證明，日本高層在南京大屠殺發生的同時就知道了情況。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自1937年12月16日起，幾乎每天向日本使館遞交附有日軍罪行記錄的抗議書，有時一天送去兩次，向本國發回電報，日本政府和軍部對日本的暴行完全知情。第二，日本侵占南京的主力部隊是淞滬會戰后期從金山衛登陸的，沒有經歷上海地區最激烈的戰斗，在戰斗最激烈的上海沒有發生類似的大屠殺，反而在戰斗不激烈的南京發生了大屠殺，只能說明“南京大屠殺”是日軍高層顧忌上海的國際化程度高，蓄謀選擇南京制造的，所謂“日軍基層士兵經歷‘殘酷’戰斗后‘本能’的復仇心理”等說法不能成立。第三，通過梳理侵華日軍的日記和回憶錄等資料，證實日軍在師團一級確實下達過屠殺令。

54.日軍士兵殺害平民是因為“害怕”受到紀律處罰嗎？

日軍攻占南京后的軍風紀執法記錄如今雖已不存，但同樣是攻占南京的日軍部隊在南京之外的軍風紀狀況卻有許多資料。從這些文獻可以看出，由于約束日軍軍風紀的軍法部門規模和機能的限制，特別是憲兵人數稀少，大量的暴行沒有也不可能納入憲兵的視野，所以軍法部門受理的案件只是日軍犯罪的冰山一角。日軍設立軍法部門的正面理由是維護軍風紀，它對日軍官兵有所制約，兩者之間也確有沖突。這種沖突既表現在日軍官兵的對抗，更表現在各級長官對部下加以維護。日軍軍法部門作為日軍的一部分，決定了它在根本上不可能“損害”日軍，大量案犯或無罪開釋，或重罪輕罰。與對日軍暴行的寬縱相反，日軍軍法部門對中國人“違法”的處置極其嚴厲，被疑為試圖反抗的當事人悉數被處死。在日常監管中，憲兵對中國人稍有不從即嚴加重罰。所以，對中國人而言，日軍軍法部門只是嚴厲鎮壓的機器。

55.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嗎？

對南京大屠殺、細菌實驗、細菌戰等證據資料的真實性，東京審判期間法庭收集了包括證人證言、法庭辯論、影像資料等大量證據，日本戰犯和軍官、士兵的日記和回憶也是有力的證據。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新的史料被挖掘出來，如德國外交官羅森的報告、貝茨文獻、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史郎日記等。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解密的一些電報以及中國遼寧省檔案館的日本滿鐵檔案中，也都發現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資料。

56.為什么不能把“廣島的悲劇”等同于南京大屠殺？

所謂日本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被侵略者”，“廣島”等于“南京”的謬論，是故意混淆侵略戰爭和反侵略戰爭的性質。正如恐怖分子在殺人，警察開槍打傷打死了幾個恐怖分子和為恐怖分子提供協助的同伙，不能說這些恐怖分子和受害群眾一樣都是“受害者”。即使這些恐怖分子是受少數頭目的控制和灌輸走上犯罪道路的，是被其頭目所害的，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受害者”，但決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首先是“加害者”，不能人為減免他們的刑事責任。當時的日本軍人、支持侵略戰爭的國民相對于日本軍國主義是“受害者”，但相對于中國等亞洲國家人民來說依然是“加害者”；日本軍人、國民是受日本軍國主義所害，決不是受中、美、蘇反法西斯盟軍所害，“廣島的悲劇”也要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賬上，決不能混淆“廣島的悲劇”和南京大屠殺的性質。

57.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是如何開展慘無人道的生物武器實驗和細菌戰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國際聯盟于1925年6月17日，即通過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亦稱《日內瓦議定書》）。作為37個簽署國之一的日本，卻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大規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國家。日本軍國主義在14年侵華戰爭中，先后建立了6支較大規模的生化部隊。以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為例，設有4個專門進行細菌研究與實驗的機構、4個支隊，主要研究傳染鼠疫、炭疽、傷寒、副傷寒、赤痢、霍亂等疫病的細菌，并承擔細菌作戰任務。731部隊進行了大量實驗，最令人發指的是使用活人進行“活體實驗”，這些被用于實驗的活人被稱為“馬魯大”（日語意為“剝了皮的圓木”）。731部隊進行的“活體實驗”種類繁多，手段殘忍至極，據原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部長川島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軍事法庭上供認，“1940年到1945年間，在這個殺人工廠被消滅的至少有3000人。”

58.日本法西斯是如何進行無差別轟炸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侵華日軍無視國際法，把空中轟炸作為大規模屠殺中國無辜民眾的重要手段，在各地實施無差別轟炸，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特別是廣州、武漢失陷后，日軍大本營對中國的大后方城市實施戰略轟炸，按當時的行政區劃，一共有23個省份遭受空襲，其中重慶是日軍戰略轟炸的主要目標。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7月起至1943年7月，中國因日軍空襲而死亡的人數為335934人，受傷者為426249人，合計傷亡總數為762183人。日本對中國城鄉的無差別轟炸，遭到了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發表談話，強烈抗議日軍對重慶、廣州等城市的轟炸。他說：“交戰一方用飛機轟炸對方不設防城市，以致無辜平民尤其是婦孺慘遭殺害，這完全是一種野蠻舉動。”英國《倫敦新聞紀事報》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論中指出：“這種野蠻的屠殺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義。”

59.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是如何強征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設立大量“慰安所”，強迫中國和朝鮮等國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形成了丑陋的“慰安婦”制度，是有組織的戰爭犯罪。日軍獲取“慰安婦”的主要方式是強掠，另外就是通過當地偽政權強行向各戶攤派或者進行騙征。日軍在各地還以招募女工、洗衣婦、招待員、護士為名，把婦女誘騙去充當性奴隸。戰場上被俘的中國女軍人，也有許多被日軍押送到偏遠前線充當性奴隸，也被稱為“巡回慰安婦”，她們慘遭蹂躪且多數被殺害。可以說，中國婦女是日軍性暴行和“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從中國強征的性奴隸人數在20萬以上，從朝鮮強征的性奴隸人數在16萬左右，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少數婦女。

60.日本的侵略讓中國文化遭受了怎樣的損失？

《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無視國際戰爭法規，公然以轟炸、縱火、劫掠等暴虐手段，肆意摧殘和毀滅中國文化，掠奪文物與典籍，給中國文化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其中，各類學校遭受嚴重破壞，如南開大學被炸成廢墟。圖書典籍蒙受巨大損失，戰前中國圖書館計有1848所，因遭日軍侵略摧殘，1943年統計時僅為940所。日本還對中國各地墓葬、遺址進行劫掠式考古調查與發掘，然后將珍貴文物劫掠回國。因轟炸、焚燒，中國古建筑遭受空前劫難，1938年8月，有1200余年歷史的北平云居寺，也因日機轟炸而夷為平地。194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制的《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收錄了17個省（東北除外）的圖書、文物、字畫、碑帖、古跡、古建筑等損失，計360余萬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

61.為什么說東京審判不是“勝利者的審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高士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的東京審判不是“勝利者的審判”，而是正義審判。東京審判是人類對戰爭痛苦反省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浩劫，在大戰期間就有人提出審判和懲處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慘烈、損失更甚。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的基礎上，同盟國決定對戰爭發動者進行懲處。這同時也是為了警告后人不得動輒發動戰爭，以避免世界大戰的悲劇重演。《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構成了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的法律基礎。紐倫堡和東京法庭的審判告訴人們，凡是侵略戰爭的參與者，無論策劃者、準備者、發動者還是執行者，都要承擔個人責任、受到懲處。這成為后來聯合國通過的一系列相關法律、決議和宣言以及一系列國際關系實踐的基礎。1951年，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明確表示，承認東京審判的判決。質疑東京審判是對戰爭受害者人權的踐踏。

62.東京審判有悖于國際法嗎？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宋志勇：東京審判體現在國際法上有兩大特點。一是適用傳統的國際法，二是根據國際法的發展和時代的需要，完善或創設新的國際法規范。東京審判的否定論者指責東京審判違反國際法，其依據僅僅是囿于成文的國際法。其實，東京審判在國際法上的意義并非是如何適用了傳統的國際法，而是在尊重傳統國際法的基礎上發展了國際法。東京審判及此前進行的紐倫堡審判適用的“侵略戰爭罪”“反人道罪”“個人為戰爭罪行負責”等概念，無論在國際法的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東京審判結束后國際法發展的歷程，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950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通過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及該法庭的判決所包含的各項國際法原則”、1968年聯合國大會《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1998年羅馬外交大會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都明確肯定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新的戰爭罪概念的管轄權，國際社會和國際法學界已經接受、認可并發展了東京審判及紐倫堡審判確認的戰爭犯罪概念和原則。

63.東京審判是否“夸大”“編造”了日軍罪行？

東京審判中舉證、質證都極為嚴格，定罪和量刑都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即使明知被告罪行深重，但如果沒有大量具體的證人、證言、材料，也不予以定罪。比如，由于不諳英美法的訴訟程序，事前舉證時準備不充分，當時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出庭作證時只是籠統地講日軍“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惡行，結果法庭未采納其證言。總之，東京審判既符合程序正義，又符合實體正義。

64.日本軍人、支持侵略戰爭的國民只是“受到蒙蔽”、不需要承擔戰爭責任嗎？

從德國人民在二戰后的反省看，那些認為普通軍人和支持侵略戰爭的國民不需要承擔責任的看法是錯誤的。二戰后，“新德國精神導師”雅斯貝斯呼吁民眾主動正視個人罪責而不是無視，主動為納粹罪行承擔責任而不是被動或沉默。哲學家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觀點，強調不能把所有的罪過都歸結為納粹頭目和納粹政黨，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都要為自己的罪過承擔責任。德國政府對普通軍人、民眾應當承擔的責任不僅只有反思，而且付諸法律行動。比如，2013年9月4日，負責調查二戰時納粹戰爭罪行的德國司法部表示，一共調查了49名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守衛，其中30人應該被起訴。二戰結束70年來，這種追捕一直沒有間斷，盡管有人質疑這種追捕是否還有意義，因為這些被起訴的人很多都已走到生命盡頭，但相關追捕負責人明確表示：年齡并不能成為他們逃脫罪責的擋箭牌。

65.德國和日本對二戰的認知和態度有何不同？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顏曉峰：70年來，在對那場戰爭的認知和態度上，德國以史為恥、切割了斷，日本遮遮蓋蓋、祭祀膜拜，由此導致了兩個國家不同的周邊關系、國際形象和發展走向。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采取對本民族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不因納粹集團的覆滅而放棄承擔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后果，以各種形式向戰爭受害國、受害者表示真誠謝罪。同時，德國教育法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時期歷史的內容，學校教師必須對有關納粹專制的歷史進行深入講解，特別是要講解關于集中營和大屠殺的內容。大相徑庭的是，日本不承擔發動侵略戰爭對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人民造成極其慘重傷害的歷史責任，突出表現在否定侵略戰爭的性質。在對待戰爭罪行上始終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企圖將歷史罪行輕描淡寫、一筆抹過。日本還通過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來達到篡改歷史事實、制造虛假歷史記憶的目的。

66.日本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的歷史主流是“光榮”的嗎？

日本的確通過明治維新建立了近代國家，但它是把全國人民綁在天皇制的戰車上一起向近代國家前進的，這是后來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前提。日本近代國家的建立走的是對內殘酷鎮壓進步勢力、對外實行軍國主義侵略的“富國強兵”之路。近代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不是一天形成的，嚴格地說它的種子播撒于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政策之中，萌發于中日甲午戰爭，成長壯大于日俄戰爭，盛極而衰于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日本知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等人“以日俄戰爭為轉折點，這之前的日本歷史好、這之后的歷史不好”的看法不符合歷史實際。總之，日本近代史雖不是一片黑暗，但也決非全是光明。日本的近代化建設是以戰爭和爭奪霸權為中心推進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是日本近代史的主流。

67.對參拜靖國神社的不同認識是“文化差異”嗎？

日本有人說靖國神社不過是他們祭奠先人的宗教場所，說死者不論好人還是壞人經過凈化儀式就都變成一個神、靈魂回到神社了，其他國家不應當對此“說三道四”。我國學者和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等日本進步學者做過深入分析，揭穿了以上說法的荒謬性。比如，即便從日本歷史文化傳統來看，要說“與死者的共生感”是文化的話，為什么靖國神社只祭奠日本的戰死者中的軍人和軍隊中的文職人員，而不祭奠戰死的普通百姓呢？在日本的中世和近世，受佛教“怨親平等”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祭奠敵我雙方戰死者的習慣，如果說是為了“與戰死者的心神感應”的話，那么為什么靖國神社不祭奠“敵”方的戰死者呢？可見，靖國神社的“祭神”決非單純是“戰爭中的死者”，而是在日本國家政治意志作用下被挑選出來的特殊的戰死者，靖國神社的設置和參拜方式不是所謂日本歷史文化傳統，而是出自國家意志。靖國神社本質上是一個宣揚日本極右翼歷史觀的展覽館。

68.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祈愿和平”嗎？

日本侵略軍和戰犯是戰爭的象征，是和平的破壞者，參拜這些人的“鬼魂”是對“和平”的背叛，而不是“祈愿和平”。如果日本一些政客要“祈愿和平”，完全可以像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在波蘭大屠殺紀念碑前下跪那樣，參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而不是去參拜戰犯和侵華日軍的“鬼魂”。

69.堅持要求日本就歷史問題進行道歉過分嗎？

首先，日本從來沒有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明確向中國道歉，僅僅有“反省”這些詞匯。其次，日本的所謂反省是非常不徹底、不真誠的。在德國，已經立法禁止任何美化納粹的言論，但在日本，右翼勢力肆無忌憚地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除了村山富市等少數富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外，大部分日本政客不僅拒絕懺悔和道歉，而且肆意歪曲歷史，日本教育部門還三番五次修訂歷史教科書，揚言要去除“自我折磨的受虐史觀”。再次，近年來上臺的日本領導人經常宣揚錯誤歷史觀，實質上否定之前日本官方關于歷史問題的論述，就像一個人剛剛表示反省，又立即反悔。所以，不是中韓等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本道歉”，而是一些日本領導人在沒完沒了地宣揚錯誤歷史觀。

70.中國是不是過于執著于日本的歷史問題了？

日本一些輿論認為，歷史是過去的事情，“過分強調”歷史問題“令人疑惑”，中國等國家“炒作”歷史問題是“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是“危險行為”。對此，首先要明確如何看待歷史。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說：“歷史不單是過去的事情，乃是光芒四射的路標，照亮人的現在和未來，教導我們生存的方式。”那些忘記歷史、否定歷史的人注定會重蹈歷史覆轍。其次，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寬容大度的民族。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軍民沒有虐待日軍俘虜，而是讓他們帶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對于日本人遺棄的孤兒，中國人抱回家中把他們撫養成人；中國政府著眼中日友好，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中國政府和人民做到了仁至義盡、以德報怨。中日關系的癥結不在于中國人對歷史問題的敏感，不在于中國人“介懷過去”，而在于日本對歷史問題死不認賬，在于日本正一步步地重返軍國主義道路，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再次，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全方位、徹底地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來源中國文明網）

中國抗日戰爭70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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