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老人”戚貴森：存真求實編志修史數(shù)十載

【連網(wǎng)】□ 張晨晨  劉鵬 

初冬時節(jié)，霜重色濃，寒風陣陣，當筆者走進連云港黨史老兵、贛榆縣黨史工作委員會原主任戚貴森的小院。“來來來，快請進！”老人熱情打招呼。

中文系高才生的“因緣際會”

盡管年近八旬，但戚老精神矍鑠，身板筆直，雙目炯炯有神。戚老書房典雅大方，四扇書櫥擺滿古今中外名著和典籍，而最顯眼的是各類黨史書籍，包括《崢嶸歲月》《民族之光》《人民英烈》《贛榆縣黨史大事記》等黨史書籍和史料；還從上到下存放著不少手工整理的資料，不少資料都是他一字一字手抄整理出來的。退休近20年來，他每天都要研讀各種文史資料，同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

老人個子瘦高，頭發(fā)花白，但他說起事情來，沒有絲毫的遲緩和寡言，談鋒甚銳。尤其交流起有關(guān)地方黨史的話題，總是侃侃而談。1963年，出身農(nóng)家子弟的他，考入當時的徐州師范學院中文系。1967年畢業(yè)時，正趕上“文革”爆發(fā)，不得不推遲一年離校。也就是1968年當年，包括他在內(nèi)的中文系4人，來到了贛榆縣抗日山參加勞動鍛煉。“之所以能與抗日山結(jié)緣，主要還是受我們中文系書記的影響，他在抗戰(zhàn)時期就在八路軍115師擔任師警衛(wèi)排的排長，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老革命’。那時115師就駐扎在抗日山周邊，在校時他就跟我們講述過關(guān)于抗日山的戰(zhàn)斗故事，對我們觸動很大，使得我們很向往。”

其實，在黨史的關(guān)懷哺育下，他從小就很優(yōu)秀——14歲入團，24歲入黨，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一直都是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然而造化弄人，“文革”期間，他遭受沖擊，身體和精神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粉碎“四人幫”后，他被安排到新華書店工作，賣書送書，樣樣都干。可即便如此，他仍信奉一個道理：逆境中不氣餒、不抱怨，要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后來他被安排到縣委黨史辦公室工作，從此與史志工作結(jié)下不解之緣。

戚老從書柜中小心拿出一本紙張泛黃的“老書”——《贛榆革命斗爭史料選編》，對我們說：“這是贛榆第一本成冊的黨史資料，也是我參加編纂的第一本，算是我的‘處女秀’。”筆者拿過一看，其出版于1979年10月。他說，“這本書是根據(jù)零零碎碎的史料整理編纂而成的，都是戰(zhàn)爭年代在贛榆發(fā)生過的真實故事。但不成體系，很是雜亂。”此后，他憑借自己的文字能力，反反復復，花費了3個月左右時間，去蕪存菁，編纂成冊。其間，他還專門跑到徐州找人設計封面。

“贛榆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贛榆大地是英雄的大地。這里的山山嶺嶺都燃燒過革命斗爭的烈火，灘灘水水都凝聚著烈士的鮮血。革命前輩和廣大軍民用鮮血和生命塑造了自由解放的豐碑，也為地方黨史留下了豐富的彌足珍貴的資料，為后人留下了千金難買的精神財富，因此，征集、研究編寫黨史資料，繼承革命傳統(tǒng)，發(fā)揚革命精神，我們責無旁貸。”老人說，該書對開展革命傳統(tǒng)教育起到了發(fā)軔作用，尤其對年輕一代，使他們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老一輩革命者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從“白紙一張”到“精品薈萃”

“存史、育人、資政”，編史修志是傳承我黨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工作。戚貴森所學的專業(yè)雖然不是黨史和歷史，但是他對于從事史志工作也有自身的優(yōu)勢，他做過考古專干，這為他的修史工作奠定了技術(shù)基礎。他回憶說：“我那時還很年輕，經(jīng)常背著考古包，穿著考古服，拿著錘子，參加各種野外考古，一身‘奇裝異服’，經(jīng)常引來人們的注目，也養(yǎng)成了注重調(diào)查研究，求實存真，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實際上，贛榆的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工作，是1981年8月全國第一次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后起步的。據(jù)戚老回憶，1981年12月，中共贛榆縣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及其辦公室成立，并根據(jù)省市委指示精神，確定了8個人的編制，調(diào)配了人員，解決了經(jīng)費和辦公地點等問題。“1982年1月，我正式調(diào)入黨史辦，是組織關(guān)系調(diào)入最早的人員之一。”戚老說，從此他正式踏上編志修史的道路，一干就是半輩子。

贛榆是建黨較早的縣，1928年就有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活動，因此，贛榆黨史和革命斗爭史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但當時黨史編修工作剛剛起步，全縣上下在這個領域幾乎白紙一張，特別是地方史，幾乎就是空白。所以，有關(guān)“何時建黨”，“都有哪些黨員”，以及“黨史人物張競同、侯文風、陶君彥、張樹人、符竹庭、朱愛周、董力生等的事跡都有哪些”等，人們知之甚少，許多方面只能從零起步。所以，到全國各地訪問老干部，搶救活資料，查閱歷史檔案和文獻，是早期黨史工作的主要內(nèi)容。

戚貴森說：“有人調(diào)侃，編史修志是‘四苦’全書，辛苦、清苦、艱苦、痛苦，但贛榆黨史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huán)境下，點滴積累中完善起來。”在他看來，修史致用，不能單純?yōu)樾奘范奘罚心偷米〖拍挠職夂统惺芷D苦的心理準備，努力打造黨史精品佳作。據(jù)他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家工資都不高，長期出差是一件艱苦的任務，一天的工作補助是4毛錢，其他什么都沒有，往往一個月工資都貼進去了還得倒欠賬，沒有人愿意出差。即便如此，他還是義不容辭，甘打頭陣，甘當主力。他回憶道：“那時大家都很清苦，第一次去訪問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同志，我們送給他的家鄉(xiāng)禮物，是價值3塊錢的贛榆吳山大茶。我們在北京拜訪老干部，連續(xù)奔波了兩個月，查資料，找線索，許多時候交通費也得自掏腰包。可是，我們一心撲在工作上，沒有心思看北京的風景古跡。兩個月時間里，幾乎天天路過雍和宮，卻始終沒有進去看看。”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戚貴森等一些敬職敬業(yè)者的努力下，贛榆黨史工作出了不少精品。比如《抗日山志》，這是黨史辦成立后的次年，即1983年，編纂的第一本書——開國上將肖華作序，著名書法家武中奇手書題目。而書里除了詳細記錄了抗日山的歷史變遷和革命斗爭故事，不少經(jīng)典照片都是從中國軍博館專門拷貝來的，十分珍貴。為了編輯這本書，戚貴森等人也是費了不少工夫。他說，比如書中的烈士名錄，因沒有書面資料，只能攀著木架子從抗日山烈士碑刻上，一個字一個字查找抄錄烈士姓名。“一個人爬在架子上讀名字，一個人在下面記錄，吃了不少苦。”他回憶道。

而《崢嶸歲月——贛榆縣革命斗爭史》全書共計11章，戚貴森擔任主編和主要執(zhí)筆。這是一本地方黨史書籍，當時在全國公開出版的地方史不多，贛榆乃屬居先。這本書從征集資料、擬定綱目、寫出初稿到修改定稿，前后歷時9年。此書忠實地再現(xiàn)了贛榆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而付出的艱辛努力，和波瀾壯闊的斗爭場景，謳歌了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精神風貌，是一份難得的革命傳統(tǒng)教材。該書出版后在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公開銷售發(fā)行。

據(jù)戚貴森回憶，他們走訪了老干部300多人次，翻撿檔案資料1000多卷，共征集到各革命歷史時期的黨史資料累計500多萬字。并先后召開3次較大規(guī)模的老干部座談會。值得一提的是，此間，戚貴森還充分發(fā)揮他在擔任考古專干期間掌握的攝影、繪地圖技能，在書中穿插配加了不少的圖片和地圖等，提升了該書的權(quán)威性和可讀性。“編寫好地方黨史，可以充分發(fā)揮黨史以史為鑒、以史育人和立史存查、弘揚正氣、燭照奸偽的社會功能。”戚貴森說，“再辛苦我都覺得很值得！”

發(fā)揚“釘子精神”，甘為“鋪路石子”

眾所周知，編志修史的過程繁雜而枯燥。規(guī)模龐大的修志規(guī)劃背后，是一代代修志人智慧和辛勞的累積。他感慨道：“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只有正確認知歷史、學習黨史，才能知黨、信黨、愛黨。而我們做的都是鋪路石子的工作，義不容辭。”

的確，在從業(yè)生涯中，戚貴森堅持“實踐出真知”，積極帶領大家開展各種專題調(diào)查研究，解決了黨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難問題。比如對“小沙東海戰(zhàn)”的專題，過去知之甚少，見到的只有周而復寫的《海上的遭遇》一文。后來他們開展專題調(diào)查，先后訪問了小沙東海戰(zhàn)的參加者彭雄參謀長的夫人吳為真，以及伍瑞卿將軍、張池明將軍，田守堯旅長的親屬及其老戰(zhàn)友蔡家榮等，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資料，基本搞清了海戰(zhàn)的詳細經(jīng)過和前因后果。再如，對抗戰(zhàn)開始后贛榆縣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即“贛榆二次建黨問題”，他們還進行了專題調(diào)查，先后訪問了谷牧、萬毅、李欣等同志，不但搞清了贛榆二次建黨的始末，還搞清了贛榆黨組織的隸屬關(guān)系及其演變情況。

交談中，筆者能感受到戚貴森對編志修史工作的真摯熱愛。而這一份熱愛，源于對黨的深厚感情和對改革開放的堅決支持擁護。而這份感情，表現(xiàn)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回憶說：“有一次，我去天津查史料，水上公園有座山叫‘獅虎山’，我就在空閑之余，進去參觀。獅虎山的情景對我觸動很大，那些獅子老虎不就是在‘文革’中殘害人類的‘四人幫’嗎？我當即觸景生情，寫了首詩，發(fā)表在了1982年第一期《雨花》雜志上。”說到這里，戚貴森鏗鏘地朗誦起來，“好一個威風的名字一一獅虎山/我想定有風雷相生/獅舞虎旋/誰料，我竟如此失望/在這里，百獸之王/一個個耷拉著腦袋，死閉雙眼/莫非是夢想重返山林/還是回味大口咀嚼的貪欲和香甜？疑慮中/我將欄桿猛拍/那聲音，震得獅虎直顫：野獸食人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歷史塑造了人的尊嚴！”朗誦完畢，他目光犀利：“這首詩抒發(fā)了對文革的否定，對粉碎‘四人幫’后，撥亂反正新時代的熱情謳歌！尤其那時我參加了修史工作，這讓我很振奮，渾身都充滿了力量和斗志！真的是抱著一腔熱情，無怨無悔。”

就是帶著這樣的熱忱，那些年，他們訪問了老同志300多人次，積累500多萬字資料，其中重要資料分裝20個卷合300余冊，一般資料分訂40本卷宗。此后的1985年，他們陸續(xù)編印了《贛榆縣革命斗爭史》和《贛榆英烈》，1986年編印了《贛榆縣革命斗爭大事記》，1988年與縣委組織部和檔案館聯(lián)合編印了《中共贛榆縣組織史資料》，較早地完成了中央部署的建國前黨史資料的編寫任務。同時，他們還編印了各種內(nèi)部資料15期，總字數(shù)近200萬字，每期印1000冊。“這些資料雖然編輯水平有限，但是有很大的歷史價值，所以深受歡迎，供不應求。”戚貴森露出欣慰的笑容。

因為工作出色，1989年，戚貴森升任贛榆縣黨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1993年擔任黨史工作委員會主任，在縣委領導下主持全縣黨史工作。從此，他積極踐行一個原則：“當指揮員，首先要當好戰(zhàn)斗員，不僅要動口，更要動起手！”為此，他積極帶領大家投身到編志修史的復雜工作中去，下基層、深調(diào)研，樂此不疲。當時，為了調(diào)動大家的積極性，戚貴森沒少費心思。“誰都知道，修史工作很枯燥，是一項考驗毅力和韌性的事情，要甘坐冷板凳。為了讓大家能有所歸屬感、成就感，我曾無數(shù)次幫助他們修改文稿，給予指導。當時的史料集成中，我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幾乎都沒有署名，而是把這份榮譽讓給大家。”他說。正是這種求實存真、甘于幕后做釘子的精神，才讓他走到今天。

時至今日，戚貴森重拾了自己的文學夢，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書稿，但他對修史工作的重要性仍有著很深的見解：“隨著干部隊伍新老交替進程的加快，大批年輕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許多年輕干部對黨的歷史不甚了解，缺乏黨性黨風和黨內(nèi)生活的嚴格鍛煉。這就迫切需要用黨的歷史教育人、啟迪人、警示人。廣大年輕干部不僅要提高理論素養(yǎng)，也要加強對黨史知識的學習，深刻了解黨走過的艱難歷程，熟悉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汲取黨長期積累的豐富經(jīng)驗，從而確保革命火炬代代相傳，鮮紅黨旗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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