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網】 (記者 史衛平)今年春天,48歲的高立德一直在忙著裝修自己的房子。
他的父親高振富,曾是一名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從上世紀80年代起,高振富一家住進位于海州南小區83號樓的房子。在周圍居民的印象里,那是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須發皆白,十幾條皺紋將額頭占領。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但對高振富而言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在去年10月,他以96歲的高齡去世。
“因為住的是底樓,潮氣比較大。父親去世后,我便將房子重新裝修一下。”高立德說。
高振富原先住的是東邊的一個房間,房內的東西因為裝修都搬走了,但高立德每天站在這里的時候,“似乎仍能感覺到父親的存在”。
“槍聲會把你自動卷入戰爭”
在高振富的檔案里,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帶著一身的傷痛從部隊回到了家鄉。
“抗日戰士的名聲,父親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惜它。”高立德說,“父親19歲時和他的大哥一起到國民黨稅警總團吃糧(當兵),駐地就在當時的海州北門里。當兵沒幾個月,就去上海打仗。剛到上海時,守吳淞口一座小河上的橋。”
打開了通往記憶的那扇門,思緒便如泉水般涌出。窗外,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黃的燈光引來了一些小飛蟲,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父親生前很喜歡站在窗前吹吹風,他的眼睛在上海戰場上被日軍的毒氣熏過。”
“父親告訴我,日本人飛機多,炸彈炸得很厲害。日軍還頻繁使用催淚瓦斯和毒氣彈,催淚瓦斯打過來,眼淚直流,日軍就乘機攻上來。怎么辦?就拼刺刀。”
那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戰火紛飛的城池。發生于當年8月13日的淞滬抗戰(也稱淞滬會戰)已經進入到第二個階段,9月底至10月初,稅警總團從海州馳援淞滬戰場。
“父親生前回憶說,戰斗開始前等待的時間里,確實有些嚇人。氣氛緊張得不行,看著呼嘯而來的炮彈,落在身邊炸響,巴掌大的泥巴濺到臉上,就感覺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們的槍聲一響,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槍聲會把你自動卷入戰爭。”高立德說。
仗打得很激烈,人死得也多。“有一個排,排長姓龐,陣亡了,就讓我父親當代理排長。稅警總團編制相當大,每個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一挺,六個班為一個排,三個排為一個連,每個連的士兵共計252人,再加上連部的人員,相當于甲級正規軍兩個連。父親當代理排長時,那個排除去陣亡的,一共還有57人。”
淞滬抗戰自1937年8月打到11月,最終以中國軍隊全面撤退而告終。在那場戰爭中,稅警總團將士浴血奮戰,奮勇殺敵,遭受嚴重傷亡,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軍造成巨大殺傷。“父親說,那一仗下來,那些兄弟有近半再也沒有見到過。”
當年的11月8日晚,高振富所在的部隊開始由上海徐家匯向昆山撤退,“天下著小雨,他們從竹園里走,免得被日本飛機轟炸。”又由昆山撤至無錫布防,掩護由上海后撤的部隊通過無錫,然后又由鎮江過江撤至六合、滁縣。12月南京失守后,部隊經定遠、壽縣、鳳臺、阜陽、臨泉、汝南到平漢路上的確山,后被運至陜西寶雞整訓。
抗戰勝利便復員回鄉
“住在這里的許多居民都知道,父親頭頂的皮膚看上去有些特別。”高立德說,“那是他在安徽打青陽時,和鬼子拼刺刀,被削去一層皮,腦后也有一塊類似的傷疤。”
1939年南昌會戰時,高振富在擔架隊當連長,帶著四五十個人抬傷員。在南昌城外西北方向的一座橋上,日軍打過來,他讓手下抬著傷員都過了橋,自己卻落在后面。
“父親當時跑進一個木工廠躲起來,聽到有日本人的喊聲。當時他想,這下可能完了。”高立德說,“等聽不到聲音后,他繼續往木工廠的后面走,后面是一個瓜園。在看瓜園的老鄉的幫助下,他穿著老鄉的衣服,和老鄉一起挑著東西,裝作啞巴,才混過橋去。”
高振富的部隊后來被改編為國民黨第40師,歸第三戰區指揮,調往安徽、浙江一帶,和新四軍接觸比較多。打青陽時,他曾到茅嶺找新四軍借了40副擔架。24歲那年,他被選送到陸軍大學短訓不到一年。
抗戰結束前,日軍進攻江西撫州,他負了重傷,腿被打斷,住進了位于安徽修寧縣的部隊醫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傷愈出院。
“抗戰勝利后,部隊規定愿意回家的就可以回家。當時父親是上尉,每月軍餉60多塊錢,離開部隊回家另發三個月的‘恩餉’。”高立德說,在家鄉的祖母接到父親寫的信后,專程到修寧接父親回家。
“一同回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母親,她是安徽修寧人,父親在養傷期間認識的;還有一個,是隨部隊駐在安徽屯溪(今屬黃山市)的我大伯高振榮。”
“能承認他們,就行了”
高立德有三個姐姐、兩個哥哥,他是“老小”,“我和父親一直在一起生活,母親去世之后也是如此。”他說,“關于他以前抗戰時的經歷,聽得也最多。”
“父親去世時96歲,在那之前他身體還算健康。天氣不冷也不熱的時候,他會去家附近的小公園轉轉。在家的時候,常一個人坐在床上玩紙牌。”高立德說,“戰爭帶來的腿傷令他每到陰天就感到隱隱的酸痛,除此之外,父親的身體沒什么其他毛病。”
在10年前,高振富甚至能回憶起每場戰斗確切的時間和地點。偶爾,他在外面也會慢慢地跟人講起以前的戰事,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愿意對著一個面容枯瘦、顴骨深陷的老人,傾聽那些與現在生活無關的故事。
離開部隊后,高振富在家做些小生意,還買了織布機織布賣。全國解放后,他先是參加聯營社、合作社,后來再到棉織廠,1981年退休后,還和老伴在家門口的小菜場賣豆芽。
“不光是我們家人,周邊的鄰居都曾樂觀地認為,他活到100歲應該沒問題。”高立德說。
但這個美好的愿望,在2014年10月停止。“當時下了不少天雨,父親一直沒有機會出去走走,也許是他多年的生活規律被打亂,此外,也許是他確實老了。他走的時候,根本就沒什么大病。”
轉眼間,父親離開已過了半年,高立德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傷擦拭記憶。他坐在長椅上,視線掠過一片開闊的草地,盛開的野花點綴其間,散發著淡淡的香味。談起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高立德表現得很欣慰,“對像我父親這樣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老兵,國家能想起他們、能承認他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