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抗戰之父親的第一仗：從海州馳援淞滬戰場

2015-05-19 09:16 來源: 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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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記者史衛平）今年春天，48歲的高立德一直在忙著裝修自己的房子。

他的父親高振富，曾是一名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從上世紀80年代起，高振富一家住進位于海州南小區83號樓的房子。在周圍居民的印象里，那是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須發皆白，十幾條皺紋將額頭占領。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但對高振富而言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在去年10月，他以96歲的高齡去世。

“因為住的是底樓，潮氣比較大。父親去世后，我便將房子重新裝修一下。”高立德說。

高振富原先住的是東邊的一個房間，房內的東西因為裝修都搬走了，但高立德每天站在這里的時候，“似乎仍能感覺到父親的存在”。

“槍聲會把你自動卷入戰爭”

在高振富的檔案里，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帶著一身的傷痛從部隊回到了家鄉。

“抗日戰士的名聲，父親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惜它。”高立德說，“父親19歲時和他的大哥一起到國民黨稅警總團吃糧（當兵），駐地就在當時的海州北門里。當兵沒幾個月，就去上海打仗。剛到上海時，守吳淞口一座小河上的橋。”

打開了通往記憶的那扇門，思緒便如泉水般涌出。窗外，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黃的燈光引來了一些小飛蟲，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父親生前很喜歡站在窗前吹吹風，他的眼睛在上海戰場上被日軍的毒氣熏過。”

“父親告訴我，日本人飛機多，炸彈炸得很厲害。日軍還頻繁使用催淚瓦斯和毒氣彈，催淚瓦斯打過來，眼淚直流，日軍就乘機攻上來。怎么辦？就拼刺刀。”

那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戰火紛飛的城池。發生于當年8月13日的淞滬抗戰（也稱淞滬會戰）已經進入到第二個階段，9月底至10月初，稅警總團從海州馳援淞滬戰場。

“父親生前回憶說，戰斗開始前等待的時間里，確實有些嚇人。氣氛緊張得不行，看著呼嘯而來的炮彈，落在身邊炸響，巴掌大的泥巴濺到臉上，就感覺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們的槍聲一響，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槍聲會把你自動卷入戰爭。”高立德說。

仗打得很激烈，人死得也多。“有一個排，排長姓龐，陣亡了，就讓我父親當代理排長。稅警總團編制相當大，每個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一挺，六個班為一個排，三個排為一個連，每個連的士兵共計252人，再加上連部的人員，相當于甲級正規軍兩個連。父親當代理排長時，那個排除去陣亡的，一共還有57人。”

淞滬抗戰自1937年8月打到11月，最終以中國軍隊全面撤退而告終。在那場戰爭中，稅警總團將士浴血奮戰，奮勇殺敵，遭受嚴重傷亡，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軍造成巨大殺傷。“父親說，那一仗下來，那些兄弟有近半再也沒有見到過。”

當年的11月8日晚，高振富所在的部隊開始由上海徐家匯向昆山撤退，“天下著小雨，他們從竹園里走，免得被日本飛機轟炸。”又由昆山撤至無錫布防，掩護由上海后撤的部隊通過無錫，然后又由鎮江過江撤至六合、滁縣。12月南京失守后，部隊經定遠、壽縣、鳳臺、阜陽、臨泉、汝南到平漢路上的確山，后被運至陜西寶雞整訓。

抗戰勝利便復員回鄉

“住在這里的許多居民都知道，父親頭頂的皮膚看上去有些特別。”高立德說，“那是他在安徽打青陽時，和鬼子拼刺刀，被削去一層皮，腦后也有一塊類似的傷疤。”

1939年南昌會戰時，高振富在擔架隊當連長，帶著四五十個人抬傷員。在南昌城外西北方向的一座橋上，日軍打過來，他讓手下抬著傷員都過了橋，自己卻落在后面。

“父親當時跑進一個木工廠躲起來，聽到有日本人的喊聲。當時他想，這下可能完了。”高立德說，“等聽不到聲音后，他繼續往木工廠的后面走，后面是一個瓜園。在看瓜園的老鄉的幫助下，他穿著老鄉的衣服，和老鄉一起挑著東西，裝作啞巴，才混過橋去。”

高振富的部隊后來被改編為國民黨第40師，歸第三戰區指揮，調往安徽、浙江一帶，和新四軍接觸比較多。打青陽時，他曾到茅嶺找新四軍借了40副擔架。24歲那年，他被選送到陸軍大學短訓不到一年。

抗戰結束前，日軍進攻江西撫州，他負了重傷，腿被打斷，住進了位于安徽修寧縣的部隊醫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傷愈出院。

“抗戰勝利后，部隊規定愿意回家的就可以回家。當時父親是上尉，每月軍餉60多塊錢，離開部隊回家另發三個月的‘恩餉’。”高立德說，在家鄉的祖母接到父親寫的信后，專程到修寧接父親回家。

“一同回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母親，她是安徽修寧人，父親在養傷期間認識的；還有一個，是隨部隊駐在安徽屯溪（今屬黃山市）的我大伯高振榮。”

“能承認他們，就行了”

高立德有三個姐姐、兩個哥哥，他是“老小”，“我和父親一直在一起生活，母親去世之后也是如此。”他說，“關于他以前抗戰時的經歷，聽得也最多。”

“父親去世時96歲，在那之前他身體還算健康。天氣不冷也不熱的時候，他會去家附近的小公園轉轉。在家的時候，常一個人坐在床上玩紙牌。”高立德說，“戰爭帶來的腿傷令他每到陰天就感到隱隱的酸痛，除此之外，父親的身體沒什么其他毛病。”

在10年前，高振富甚至能回憶起每場戰斗確切的時間和地點。偶爾，他在外面也會慢慢地跟人講起以前的戰事，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愿意對著一個面容枯瘦、顴骨深陷的老人，傾聽那些與現在生活無關的故事。

離開部隊后，高振富在家做些小生意，還買了織布機織布賣。全國解放后，他先是參加聯營社、合作社，后來再到棉織廠，1981年退休后，還和老伴在家門口的小菜場賣豆芽。

“不光是我們家人，周邊的鄰居都曾樂觀地認為，他活到100歲應該沒問題。”高立德說。

但這個美好的愿望，在2014年10月停止。“當時下了不少天雨，父親一直沒有機會出去走走，也許是他多年的生活規律被打亂，此外，也許是他確實老了。他走的時候，根本就沒什么大病。”

轉眼間，父親離開已過了半年，高立德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傷擦拭記憶。他坐在長椅上，視線掠過一片開闊的草地，盛開的野花點綴其間，散發著淡淡的香味。談起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高立德表現得很欣慰，“對像我父親這樣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老兵，國家能想起他們、能承認他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