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網】 (記者 張晨晨) 就著昏黃的燈光和不知名的外語歌曲，我讓帥帥坐在高腳木椅上，懷抱吉他，做演奏狀，以此擺拍一張照片。周圍的幾個朋友見狀起哄道：“啥姿勢最帥擺啥！”“起碼唱兩句啊！”他帶著淺淺的笑意，捋了捋染得半白的頭發，隨手拿過舞臺后的那把電吉他。
他輕輕撥弄了兩下琴弦，嘴里嘟囔著不知名的詞句，最后忽然蹦出一句：哎呀，擺拍真是不自在啊！
■ 小巷里的酒吧
帥帥的民謠酒吧在解放中路一處隱秘的巷子里，南邊緊挨著高端繁華的商場，北邊緊挨著柴米油鹽的生活區，而酒吧所在的樓下則遍布著賣燒餅的攤點、修車子的小鋪，吆喝聲、叫罵聲，嘈嘈切切的市井，滿滿透著煙火氣———跟酒吧名字“托兒所”所傳達的氣質有些相悖。
傍晚六點半，我來到這里，可找了一圈也沒找到酒吧所在地。實在找不著，就給他打電話。未及告知具體的地點，只聽背后一句“哎，這呢！”循聲望去，一個白頭發模樣的少年正站在窗口朝我揮手。“樓梯在下面，到二樓！”
上了樓，經過一處網吧，一個個面孔稚嫩的網游少年們聚精會神地“激戰正酣”，七拐八拐再轉了幾圈，又來到一處空房子邊，墻上貼著各式“牛皮癬”，儼然置身于破敗的老舊小區，但還是沒找到酒吧具體地點。剛想再打個電話，空房拐角處一扇門開了，“這呢！這地方太隱蔽了。不好意思。”帥帥笑著說。
進了門，還真是別有洞天啊！
一張張木質桌椅小巧精致，綠漆染過的磚墻透著歐羅巴風格，懷舊氣息濃郁。民謠主題酒吧一般都是清吧，這里也不例外，除燈光相對柔和溫暖以外與鬧吧的紙醉金迷相比，這里的吧臺、門廳、散臺的設計也相對文藝精致，安靜內斂，充滿人文氣息。最吸引人的，莫過于散臺后方的那塊“音樂天地”———爵士鼓、電吉他、镲片，靜靜安放在那里，渾然一個樂隊“標配”。而帥帥的穿著也相得益彰———很隨意休閑，搭配屬典型的文青范兒，一件白T恤，一條灰色短褲，一雙人字拖。
“我有啥好采的啊，我就是瞎混。”帥帥張口閉口總彌泛著一股子混不吝的勁頭，有著大學生才有的那股子青春氣，不時透著股搖滾范兒。
對于“搖滾青年”這個群體，在地下電影《北京雜種》中有著相對完整的闡釋，他們自稱“社會異己分子”，對理想、人生、社會都懷著一種“烏托邦式的執念”和反叛氣質。在旁人看來，他們有些受荷爾蒙控制的非理性因子存在，但在帥帥的身上已不太明顯，因為他已三十而立。
我看了看表，跟他碰上面的時候，已是晚七點，但那會兒酒吧里還沒幾個人———除兩三老友外，竟沒一個顧客，所以顯得冷清。
我為什么想到采訪他？
因為從一位朋友轉發的朋友圈信息里，我得知他要將這個經營了一年多、頗具特色的酒吧給轉手了，轉手宣言里稱：想休息休息，讓自己的路以后能“走得更遠”一些。
8月2號，酒吧轉手前的謝幕演出，他邀請來了不少朋克、民謠樂隊。“冷凍街主唱是我們本地人，英倫風格，還有劣質玩具樂隊。”他說，他們之間經常“串場”，也因此，他的酒吧收獲了一些名氣，不少文青或民謠愛好者慕名而來。他賣門票分錢，基本不考慮收益。“我會跟樂手們說，演出費也就賺幾百塊錢，我虧個兩三百，沒事。而你們掙個四五百塊，沒勁。所以，錢都給你們。”因此慷慨，酒吧一直在虧損運營。
“無所謂啊，我對錢不敏感。”
■ 我沒一點文化
“‘朋克民謠’是我自個兒發明的詞。”帥帥頗有些敝帚自珍。
“朋克”是一種反叛性極強的搖滾樂，它未經唱片工業策劃、包裝過，由這群來自底層的青年，通過它，將對社會不滿、對現實的抗議等價值觀念粗暴、直白地宣泄出來。帥帥說，而民謠則是與其風格相悖，一般是溫婉含蓄、絮絮叨叨的，如果說朋克是湍急的水流，橫沖直撞，那民謠就是潺潺的小溪，化為繞指柔。
“我將兩者雜合了，就成了中性的存在。”他說，這也是一種態度。
帥帥從來都覺得自己有態度，除了在別人夸他“帥”這個問題上，他不做辯駁。事實上，他的這藝名，也源于他的顏值。“2009年的時候，我應邀給一個樂隊助唱，當時就在華聯附近的廣場吧。當時那個樂隊唱的是英文歌，而我唱的都是中文歌，還是原創，比如《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瘦子》。”他說：挺意外，臺下幾千個人被我唱蒙了，一陣歡呼。當晚他就被拉到樂隊群里，很多人問，下午演出的那是誰啊 ，這么燥？跟他交朋友啊！群里就喊“那個長得帥帥的快出來！帥帥快出來！”
這倆字一喊不打緊，就是五六年。
但那會兒他挺孤獨的，因為此前他還經歷了太多蹉跎起伏，在音樂路上。
“我初二就不上學了。所以，只算小學學歷，沒一點文化。”他很淡然地說。那會兒，15歲的他喜歡到中學門口的小攤子、音像店閑逛。“音像店里當時賣VCD，我就心血來潮，買了一盤碟片，但到家里反復播放都沒圖像，我很氣憤，就去找老板‘算賬’。對方說：這是CD，沒有圖像很正常。”
就是這次陰差陽錯，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個CD里，有竇唯、何勇、崔健，有爆漿、黑豹、唐朝樂隊等。”他露出欣喜的表情：聽完里面的歌，我完全被震撼了！這種演唱形式、歌曲風格，跟他以往聽的完全不一樣。“跟很多孩子一樣，我小時候喜歡聽流行歌曲，偶像是任賢齊，他的《心太軟》、《傷心太平洋》等，我都能唱幾句。但自從聽了那盤搖滾CD后，我徹底被它迷住了。”他說，何勇的《垃圾場》給了他最初的啟蒙，“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人們就像蟲子一樣，在這里邊你爭我搶，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
每句歌詞都像重拳一樣擊打著他年幼的心。
他覺得，自己要活出自己的態度，起碼不能再“沒心沒肺”。
但那會兒，他的家庭卻沒給他提供足夠施展音樂抱負的天地———父親在他7歲時就跟母親離婚了，他從此跟母親相依為命。與此同時，他對學習的興趣愈漸減少，他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初二沒上完，我就索性退學，外出打工了。”他干過很多工種，這是他引以為豪的一點，因為這代表著滄桑和閱歷。“電焊、塑鋼門窗、組裝工、服務員、保安……”他如數家珍，帶著笑意。
他沒丟失自己的音樂夢。“2003年，我在家具城當組裝工，樓下的大華商店里，時常有藝術團的老師敲鼓。那會兒我就想學敲鼓。”他回憶道：我去跟師傅求教，是否收徒？師傅說：給400塊錢包會。“包會”概念他不懂，就努力工作攢了一個月才攢到400塊，接著學了一個月，“基礎就擺在這了”。
這點打鼓的基礎，對他而言，像是音樂路上的“導盲棍”，他慢慢摸索著前進。不久，機緣巧合，他參加了樂隊。“我們家所在的西小區有幾個同齡人，組了個樂隊叫‘彩虹’。但當時已經因故走了一半，只剩兩個人了，一個主唱大超，一個吉他手小強。”他清晰回憶起“出道”的經歷：“我路過他們住處，看到他倆在自家的小儲藏室里排練。我就循聲走上去偷摸著看。誰知，大超竟然是我表哥同學。”當時，做音樂的沖動頂著他的腦門，他就自告奮勇，“我也想玩樂隊，我學過打鼓，能讓我加入嗎？”
巧的是，樂隊正好缺個鼓手，帥帥就這么愉快地加入了他們。
■ 莫欺少年窮
可想不到，樂隊重組沒多久就解散了，帥帥將之歸因為“見光死”。
實際上，剛重組那會兒，他們仨在自己的音樂天地里“撒了歡地玩”，“他們倆還在上學，只有我在工作。”所以排練時間全在放學、下班后。這對于追尋自由的少年們而言，無疑是一段快樂時光，但日子卻過得“跟狗一樣”。
他們在火車站旁的小河邊租了個破爛車庫，用作排練房，但排練費、器材費、房租等對于三個毛孩子而言，無疑是一道巨大障礙。“買個镲片我都要攢上一個月的錢，那會兒家里人也不理解支持我們，全靠我們打工賺零用。以至于我們租的房子一年800塊房租，也要三個人努力湊才能湊夠。”
“誰沒個蛻變的過程？”每每此時，帥帥總是拿《北京雜種》這部地下搖滾電影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片子他已經看過許多遍，那粗糙劣質的膠片影像，令有著“懷舊癖”的他著迷，而片子里的搖滾樂手、畫家、藝術院校學生、混在北京的浪子，這群“由著性子活的社會異己分子”又是那么有范兒，即便他們為熱愛的音樂奔波，沒錢買樂器，到處被趕著搬家，甚至住到建筑工地上，但起碼“活得有想法。”
但有時候，一廂情愿地自視甚高，又暴露了他們井底之蛙的特質。“一次，一個在網上認識的南京樂隊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交流會，前提是提供一張自己的音樂domo（小樣）。我們興致盎然地給他們寄去了小樣，隨后就趕到南京參加聚會。”他說。
這成了他們樂隊解散的“導火線”。
“到了南京后，我們仨都被嚇到了。首先是他們的器材，個個萬元以上。再看我們，個個千元以下，連我的鼓都是花七百塊買的二手的。”“樂器比人家低了不知多少個檔次，更甭提音樂風格和質量了。”他唏噓一聲：在人家面前，我們就是井底之蛙啊，成了被嘲笑挖苦的對象。
好在，他們接觸了很多全國各地趕來的樂隊，一些先鋒理念、創作欲求等，都被他們一股腦吸收了。他們的思維一下子打開了，原來外面的樂隊是這樣的。大超禁不起打擊，返回連云港后隨即宣布解散樂隊，打算北漂，他和小強自然而然也分道揚鑣了。“你知道嗎，當時那個南京的樂隊叫olddoll，現在是華東地區的老大了。”
他覺得造化弄人，老天有些“欺少年窮”。
“我們怎么就能輕易服輸呢？”帥帥微信圈的配圖是一個“草臺班子”在表演的情景———一個鄉村少年模樣的表演者，在將一串類似爆竹的東西放在自己胸口，炸裂得到處是煙霧，他的表情看不甚清，約莫有些痛苦，整體充滿了“胸口碎大石”的戲謔感和“鄉村非主流”的草根氣，簽名叫“莫欺少年窮”。
當然，他有時也會強裝一種腔調，以此掩蓋自己的頹喪與失落。比如這兩年，他一直想買條迷彩短褲，剛在一個店里看見一條吊牌579元，手很自覺地就松開了，短褲掉在了地上，服務員很不友好地朝他翻眼，氣氛特別尷尬。“我這人小心眼要反擊，就撿起來說了一句：便宜果然沒好貨，這質量也太差了。掉頭就走，抓緊走。”
但他“不認窮”，樂隊解散后的幾年間，他借助打工的機會，背著把吉他“流浪”于全國各地，玩著他的朋克搖滾，期間他又組過幾次樂隊，甚至跟外籍歌手都有合作，但始終渾渾噩噩，漂如浮萍。他沒放棄對音樂的追逐，反而在行吟的過程中，慢慢接觸到了“民謠”這一新的音樂形式。“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的一個支點。”
他喜歡古巴的一部紀錄片《樂滿哈瓦那》，看完后哭得稀里嘩啦。導演關注了一群早被人遺忘及冷落的古巴藝人，而隨著電影的熱賣及專輯CD的出版，重新被人提起。世人仿佛自睡眠中蘇醒，再次看見、聽見古巴，了解了古巴音樂動人的魅力。“我總是將自己幻想成被遺忘的人，想起某一天，大家能夠重新記起我。”
■ 一瞬間就會很悲傷
他回到家鄉，想開個民謠酒吧。
酒吧是前年建的，而房子初始是朋友的，“那段時間，朋友想轉讓，我閑來沒事，就借了10萬塊錢把這酒吧開起來了。”這間酒吧里，簾子、收音機、縫紉機等小物件，以前全沒有，現在都是為了契合懷舊、民謠主題而出現，巴西朋友送他的沖浪板高掛在格子櫥上，記錄著他們曾經飛揚的友情。
“之所以起名托兒所，就是想把這塊地方視作我的精神家園。因為現實總是那么殘酷，我總不想過早面對。”帥帥十分推崇著名民謠歌者萬曉利，對他的作品《走過來走過去》有著近乎膜拜的執念。“萬曉利就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小孩，童言無忌，把我們裝傻充愣不敢面對的現實直接袒露給我們。”他喜歡萬曉利句句箴言般的歌詞：“這個文明的社會里，你必須要有錢，可我下崗了”、“這個世界被我們糟蹋著，一片混亂，一片虛偽沒有原則”、“生活雖富裕了，可精神卻空虛了”。
這些簡單的或說或唱，使他敏感的心旌總是蕩漾起綿綿憂傷。所以，他盡力活得像萬曉利———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坐著，一扇窗一杯啤酒，足矣。不需要形而上形而下，只需要一把琴，輕輕地哼起那些被遺忘于角落的塵埃。“但必須承認，生活教會了我們偽裝，變得世俗、庸俗、媚俗，與這個世界、社會、這個樓下的生活無縫銜接。”
曾經，他跟外籍樂手日本人組了樂隊，變成主唱。“日本人是貝斯，一個叫毛妹的唱歌打鼓。”但有一天，毛妹突然不想玩了，想掙更多的錢，他很傷感。后來，小強也漸漸走上了靠唱“口水歌”賺錢的道路。他很失望。“聽音樂和做音樂是兩種完全不搭的類型。”他說，“聽音樂你可以選擇隨機鍵，搖滾、民謠、小調等，隨便聽。做音樂卻要比它強一萬倍，如果是我喜歡的，我必須做，我們風格必須一致，幾個人同時喜歡某種風格，才能做得起來，否則就容易出岔子。”
他說，小強去商場駐場賣唱賺錢，最后以此為主業，跟他的音樂理念背道而馳。“我追求純音樂理念，天然地帶著某種思考性、批判性，我們只是和南廣場里跑步的大爺大媽一樣，只是因為喜歡，單純地喜歡，不想摻雜一絲功利。”
他與小強徹底分道揚鑣，也因此，從來沒有將自己的酒吧視作盈利場所，反而會貼錢邀請全國各地的民謠歌手前來表演，甚至還有知名歌手，包括趙牧陽、茉莉僧、花粥、馬頔等一水的民謠屆“精英”，并從他們身上獲知某種獨屬于民謠歌手的氣質和品行。“歌手花粥受邀來我們這兒，夜里一點才到，我問他吃什么？他說有什么吃什么。有餃子。行，就吃餃子。”他很隨和，沒架子。“我個人比較喜歡馬頔，就是爆紅歌曲《南山南》的原作者，我們是好哥們。他來港城之后，我帶他吃的涼面，我們深聊了一些。”
“馬頔很低調，不像有的人出了名之后，就跟中了500萬一樣，開始不屑于跟你交流。但他很隨性，還尊你為兄長。”馬頔說，“帥帥哥，我怎么紅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別跟外面學壞了，簡單就行。”當然，帥帥也幻想自己有一天能紅，“不幻想就太虛偽了。”但他與馬頔有著同樣的理念———不喜歡將民謠變得太娛樂化。馬頔曾評價現在的選秀節目“不能免俗”，“即便它對民謠的推動很大，但是太娛樂化的東西，我不喜歡。”
帥帥寫勵志的東西比較多，“我寫得最好的是給父親的《醒醒吧，父親》，打過榜。”單親家庭的孩子，天然有著家庭創傷，但他敢于直面，并從心底愛著自己的父親。“小時候，我爸爸特不著調，吃喝嫖賭。雖然沒管過我，但是，我仍希望他過得好，于是寫下這首歌，在每年的父親節放給自己聽。”
“真正的好歌可以三分鐘一揮而就，那是情感的噴發。寫給我父親的那首歌，從作詞、創曲、編曲就花了五分鐘。”此后，他小姑偶然聽過，并打電話給他安慰，他哭得很兇。而最近，一個朋友談了6年的女朋友分手了，次日早上另一個朋友發短信給他說離婚了。他心情壓抑，想寫首歌祭奠一下，“寫了一半歌詞，我交了11年的女朋友也跟我提出分手，因為，你懂的。”他面無表情，“這首歌當晚一次成形，叫《各自安好》。”
有某一時刻，他覺得自己瞬間長大了，生活的枷鎖已經不容他再以“青春、理想”的名義去揮霍或索取，雖然他早已而立。他想到了傳記電影《尋找小糖人》里的羅德里格斯，“上世紀70年代，還是拆遷工人的他，在發行了兩張反響一般的專輯后，便在流行樂壇銷聲匿跡，但千里之外的南非，他的歌卻影響了一代人。”
他再次捋了捋自己的頭發，帶著混不吝的語調，調笑著說，酒吧轉手后，他或許也會銷聲匿跡，但是，“我總是天真地幻想自己的歌曲能在某個隱秘的地點、人群里傳播開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那時候，我可能還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干著拆遷工人的苦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