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提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總人口數量位居全國第四的江蘇，三孩生育政策將帶來哪些影響？政策落地又面臨怎樣的現實訴求？

來源：視覺中國

本土品牌企業迎來新機遇 

不出所料，三孩生育政策出臺后，資本市場第一時間給予積極回應。6月1日，A股乳業、母嬰、服飾、學前教育、輔助生殖等板塊，受到投資者追捧，多數股票股價大幅上漲。其中，總部位于張家港、業務涉及輔助生殖領域的澳洋健康，股價更是在前一日漲停的基礎上再度拉升近8%。

根據6月1日A股表現，“三孩概念股”可謂將學齡前兒童的成長所需“一網打盡”。股價的上漲，究竟是伴隨政策出臺短期的概念炒作，還是有著某種長線邏輯？

浙商證券有關分析認為，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遞出的信息，三孩政策出臺后，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納入一體化考慮將是大勢所趨，而一體化的通盤考量也將使從嬰幼兒算起，沿“年齡刻度”派生出的各細分市場形成更為緊密的閉環聯系。由此可以預見，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將跟隨市場完善進一步提升。

事實上，奶粉的市場預期已因三孩生育政策出臺而大幅改善。不只奶粉，記者注意到其他行業亦是如此——例如在制造大省江蘇，童裝生產、玩具制造、早教軟件開發等都具備接續崛起的優勢。在此過程中，部分具備先發優勢的品牌也有望率先受益于生育政策放開帶來的紅利，鞏固行業領先地位。江蘇本土品牌孩子王便是賽道上有力的角逐者之一。東北證券分析報告認為，90后、95后正成為生育主力，其消費能力、消費理念超前，推動“產品+服務+生態”成為行業趨勢，而這些正是孩子王的核心競爭力。

招商證券分析師金晶認為，三孩生育政策放開將對新生兒出生率起到促進作用，此前一大批母嬰用品本土品牌抓住機遇，向高端化、線上化邁進，比如以中國飛鶴、澳優等為代表的頭部奶粉企業，依托在高端領域的深耕經驗、全產業鏈布局優勢，已經建立起品牌勢能。“未來將有更多本土品牌在三孩生育政策的驅動下，持續滿足用戶需求，實現自身做大做強。”

拉長短板加固人口“蓄水池” 

無論如何，資本市場的快速反應都是對政策前景看好的重要表現。但三孩生育政策在現實層面的推動壓力卻不小——采訪中，不少聲音在肯定政策對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刺激市場需求、推動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時，也傳遞出一種觀點：生育意愿僅靠單一政策很難形成。

“從年度抽樣調查數據看，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執行，確實對江蘇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起到一定抑制作用。”省第七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省統計局人口和就業處副處長馬永春分析說。記者梳理發現，2016年后江蘇人口出生率逐年遞減，但至2019年，這項指標仍然高于“全面二孩”實施前的2015年。

事實上不只江蘇，“全面二孩”在國內各地曾不同程度帶來出生“小高潮”，可隨后出生率再度走低也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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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持續被醫療、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壓著，人口新政很難真正落地。”省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蔣昭乙直言，三孩生育政策的提出，本身便是對撫育環境系統性改善的“強調”，在優化人口年齡結構過程中，教育、醫療、住房、職業保障乃至婚嫁習俗都面臨加大前瞻投入的現實需要。

“以住房為例，從現行政策看，90平方米以下首次購房群體需按1%繳納契稅，90-140平方米按房價1.5%繳納契稅，而140平方米以上按房價的3%繳納。”馬永春認為，據此，2010年前后不少主打剛需的樓盤將面臨三孩生育政策的“考驗”。“一對夫妻、兩個孩子外加一位老人勉強可以住下，若再要一個孩子，直接面臨的剛需將是換更大的房。但換房所需成本、經濟實力與合適的住房供給能否畫上等號，這些都影響政策落地與生育意愿形成。”

“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梗阻’也需直面，例如解決托兒所短缺、‘入園難’問題，進一步深化基礎教育均等化等，都需要增加地區財政支出。”蔣昭乙說，提高人口出生率就像加固未來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蓄水池”，“生育意愿是自發自愿的事，提高生育意愿要先優化環境。在此過程中，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前瞻性財政支出都必然增加。投入資金的問題如何解決？關鍵要通過‘做大蛋糕’而非觸碰百姓‘現有蛋糕’的方式進行，否則難免適得其反。” 

創新配套供給“箭在弦上” 

為加強人口前瞻布局提高的財政支出，錢從哪來？

“不妨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蔣昭乙建議，先用財政資金擴充地方養老基金，而后通過資本化運作提高養老基金收益水平，最終將基金多收益的部分按比例補貼三孩出生可能帶來的公共支出。

同時，加強統籌規劃、政策協調是推動三孩生育政策實施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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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認為，從很多國家的探索實踐來看，創新完善配套主要涵蓋四點：首先，提供經濟支持減少家庭撫育成本，包括現金獎勵、撫育津貼、教育津貼、稅收減免等；其次，減少父母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問題；第三，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著力增加各類學前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等；第四，積極推動住房福利普及，并在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提出加強稅收、住房等政策支持。

在“南京七加一財稅”創始人趙澤看來，配套政策只有越具體才越有“說服力”。“好比個稅繳納，對有三孩的家庭建議一方面在原有基礎上加大子女教育費扣除標準，為家庭降低教育開支；另一方面，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實打實的優惠，消除影響三孩生育意愿的后顧之憂。”

“當創新配套逐漸跟上，三孩生育從單一政策走向政策體系后，硬件層面的問題才逐步消解。”付一夫也提醒，僅做到這步仍然不夠，“國家此次也指出加強對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的教育引導。但引導不是簡單說教，而是從文化層面逐漸改變理念。”“甚至于教育引導可以從孩童時期抓起，更好讓孩子們了解人口政策與自身成長和未來發展的關系。”蔣昭乙說。

“只有通過不斷聯系現實訴求創新健全社會配套并加強政策銜接，才有可能因勢利導系統化地解開‘老齡少子化’發展癥結。”馬永春說，江蘇應在“人口紅利時代”向“人才紅利時代”轉檔期間加緊前瞻布局，盡快啟動更為深入細致的區域人口發展專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