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絲”申遺，港城的“立足點”在哪里？

2018-08-08 09:18 來源: 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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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 □ 張晨晨相星宇朱楠田藝

為進一步論證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近日，市文廣新局（文物局）邀請賀云翱、孫光圻、時平、薩爾吉、范晶晶五位專家學者，來連指導我市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工作。當天上午，幾位專家分別實地走訪了花果山六畝地封土石室墓、孔望山摩崖造像等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點，之后專題召開連云港市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點研討會。

研討會上，各位專家學者結合各自研究成果，暢所欲言，留下不少真知灼見。基于此，筆者茲錄薩爾吉、時平、孫光圻三位專家教授的觀點，以給我市“海絲”申遺和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申報工作以建議和啟發。

“摩崖石刻是一個寶貴的點，連云港要以點帶面，發掘一系列有歷史承繼關系的文化景觀”

薩爾吉（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副教授）：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我主要想談的有如下幾點，涉及連云港“海絲”申遺的定位，相關歷史源頭性和延續性的探究，以及關于孔望山摩崖石刻的部分問題。

首先從“海絲”申遺的定位上談，連云港申遺準備工作中，需要注意區分究竟是申請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還是世界文化遺產。從已有的實踐來看，連云港申遺定位為世界文化遺產較為合適。從文化角度而言，連云港地區是早期佛教與道教文化交匯之地，其最重要的一處物質文化留存便是孔望山摩崖石刻，因此，應該著重挖掘佛教的傳播以及道教在此地的興盛，尤其重要的是要盡力厘清早期佛教和道教的交涉。

另外，我們也要關注連云港佛教道教文化的延續性，除早期的孔望山摩崖石刻以外，還要努力發現發掘一些有明確時代關系的文化遺址，比如建于北宋時期的阿育王塔（1023年）。爭取以點帶面，構成一系列有承繼關系的文化景觀，充分展示連云港地區的文化內涵和傳統。

連云港最重要的一處文化遺存就是孔望山摩崖石刻，這也是我們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漢代摩崖石刻之一，但這也對我們造成了困擾，爭論的焦點包括圖像的解讀、斷代、功能、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信息的不充分和彼此矛盾所致，二是對圖像的精準描述亦有待加強。從我自己的感覺而言，摩崖石刻應該與佛教有很深的淵源，至少有一尊像與現藏美國洛杉磯博物館的鎏金坐佛非常相似，該坐佛的銘文記述其為后趙建武四年（338年），是我們目前所知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金銅佛像。

就圖像的斷代而言，也是一個難題，大家也盡力從風格、圖像特征等角度予以證明，但說服力都不是特別強。上述問題的解讀，一方面有賴于更多相關資料的發現與解讀，另一方面還需從一個大的背景下考慮問題。例如，如果孔望山摩崖造像上有關“舍身飼虎”的圖像能夠證實，那么我們就要考慮摩崖石刻的題材并非從海上絲綢之路而來，受到斯里蘭卡等南傳佛教的影響，而是從陸上絲綢之路而來，與犍陀羅地區的佛教文化息息相關。

另外，連云港周邊的佛教文化也應該是我們考量的范圍，湯用彤曾言及“北方義學之淵泉，孝文帝時，實以徐州為最著”。與連云港毗鄰的徐州，即古代的彭城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連云港在這一大背景下所處的地位，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證實連云港‘陸海互動’的變遷史，還需要將海洋學科、歷史文獻、歷史遺存等高度結合”

時平（上海海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長）：連云港想要申遺海上絲綢之路，還需要以《文化線路憲章》為主要依托，這是2008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十六屆大會上通過的國際文化線路遺產保護的基礎性文件。基于這個憲章的理念，連云港需要把一些個案的平面價值形成“時空區域”，文化的區域或者文明的區域。區域之間的聯系，以及與各個朝代的聯系，它和東北亞，或者說南方絲綢之路的聯系。這樣它的文化就產生了聯系、影響，更加符合文化線路的價值。

我本人是研究海洋文化的，所以，認為“絲綢之路”的驗證，要結合我們不同朝代的海岸線的變化，和它不同時期所衍生的文化結合起來。從我的專業視角出發，這種論證需要將一些海洋學科知識、歷史文獻記載以及歷史遺存和物證等結合起來，科學性也更強。

從我的研究來看，春秋戰國時期，我國航海業已經具備了從越國，尤其是杭州灣，到瑯琊郡的這個航海能力了。我判斷連云港應該屬于瑯琊郡齊國的，它的港灣條件比較好。而且當時記載，歷史上最早出現革船。宋代的時候，就記載連云港海州地區具有造船廠，造革船120艘，與金國120多艘船打過仗。所以，或可以認為，連云港當時的港灣條件具備造船和停泊的能力，是海防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了秦朝，我覺得能與連云港海上絲綢之路相關聯的，就是“徐福東渡”的傳說了。在我看來，這一傳說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呢？是徐福船隊的航海能力與連云港的海灣航行和停泊條件是否匹配。史書記載，徐福東渡有七次之多，實際他十次出航。我們姑且不論他當時具體是從哪里出海的，但無疑，連云港那個海港灣條件，足可滿足他們的出航。此外，史料中也提及，在以西安（長安）為首都的漢朝時期，很多沿海物資是通過山東進入黃河，再進入淮海，而且量非常之大，包括糧食，包括鐵。漢武帝時，有些外國使者來到瑯琊郡、山東一帶，這都為連云港“海絲”申遺留下了“陸海互動”方面的“歷史注腳”。

基于此，我們當前需要關注的重點就是去尋找這種關涉“陸海互動”的實證———連云港有沒有古的港口遺址，是不是還可挖掘到古造船場地遺址和相關文物以及航海技術遺存等，在此基礎上能不能有一些涉及海岸線變遷，造船業、航海業發展的專項主題研究等？這樣便可在一定程度和一定層面上強化連云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一種歷史邏輯和內在關聯。

“對東漢時期佛教從海上傳入連云港的航路考證，對連云港‘海絲’申遺有不小作用”

孫光圻（大連海事大學教授）：肇端于南亞地區的佛教是何時傳入中國，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史的大事。學界眾說紛紜。傳統上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是從東漢時期自西域陸路傳入。應該說，連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佛像的發現和確認，在這個著名的學術問題上具有重大的實證價值。從此，佛教從海上傳入中國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但是，東漢時期南亞的佛教是如何從海上傳到連云港的？換言之，是從什么海上航路傳到連云港的？因囿于文獻記載之匱乏，這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力的論證和科學的解決。

我試圖從航海史角度對此課題作一探析，提出并論證一條從南亞到連云港的最具有可行性的海上航路。這條航路，我們也可將之稱為海上佛教之路。以航海技術史為視角對海上佛教之路的基本學術判斷。東漢時期可對從南亞至連云港的海上航路態勢，作出一些基本判斷。首先，整個航路并非從始發港到終點港一氣呵成，而是分段逐級漸進型的航路，因為海途漫長、航速有限，必須依靠和等候有變化規律的季風才能完成航行。其次，整個航行都是沿岸推進的，因為如果離開陸標定位，航行的正確度與安全性無法得到保障。此外，航行應大部分在天氣晴朗和海況較好時進行，因為缺乏全天候定向導航技術，船舶在陰霾或惡劣氣象下，很易偏離正確的航道，甚或遭遇海難。

基于以上判斷，我認為從南亞佛教中心到中國江淮沿海的連云港應可分為兩大航行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南亞到中國南方沿海，第二階段是從中國南方沿海到連云港。第一階段的可行性海上航路有漢晉時期的兩條航路可供參考。第一條航路去程自中國的徐聞、合浦出發，先沿中南半島東海岸南下，繞經暹羅灣，至馬來半島南端折向西行，穿越馬六甲海峽，再沿孟加拉灣沿岸西北行至印度東北部，復順岸南下至印度東南部，最后穿過保克海峽至斯里蘭卡。第二條航路試圖進行小區域性的橫渡直航。

連云港自古以來即為南亞與中國佛教之路的海陸交匯點，其與洛陽白馬寺同時代的法起寺和孔望山摩崖石刻佛像可資足證。從航海地位看，海州灣是遼冀魯與江浙閩粵海上交通的必經之地，其灣口北端的嵐山頭和右邊的平島、達山島、車牛山島以及灣內的秦山島和灣口南端的東西連島，適為航行提供了明顯的定位陸標，過往船舶均可在此避風、靠泊、休整、檢修和中繼。因此，從南亞經華南北上傳教的僧人將之作為歇腳和傳教之處是非常自然和合適的。連云港能在此方面加強考證和研究，不失為“海絲”申遺提供強有力支撐。

“海絲”申遺，港城的“立足點”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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