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內涵

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紅軍長征星火耀中華

長征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根據地向陜北革命根據地(亦稱陜甘蘇區)進行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開始，1936年10月結束。歷時兩年，行程兩萬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并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博古、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于連續苦戰，紅軍銳減。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后，鑒于川敵布防嚴密，中央紅軍決定撤離遵義后，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回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后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陜根據地，為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陜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8萬余人開始長征，中旬占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5000余人，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日至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陜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陜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后，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于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云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整整2年里，紅軍長征轉戰14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煉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