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出發提出的重大發展戰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市場體系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都有根本指導意義。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加速了世界動蕩與不安，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筆者認為當前我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建設主要面臨“五個新”：

全球經濟復蘇面臨“新”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正從危機中復蘇，但復蘇前景存在巨大不確定性。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當前新冠病毒全球確診人數高達1億多數量級，與此同時，眾多的貿易與投資限制以及不斷上升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可能會損害經濟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10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1年全球經濟有望增長5.2%，比6月預測下調了0.2個百分點。其中，2021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將增長3.9%，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增長6%。IMF指出，由于疫情對全球生產方式帶來巨大結構性變化，中期內全球經濟增幅將放緩至3.5%左右，遠低于此前年份的平均水平。

中美關系開啟世紀“新”征程。相關機構預測，未來5-10年，中國經濟總量可能超越美國。如若如此，將徹底終結從1894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來的經濟霸主地位，完全意義上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美國社會面臨分裂，幾乎任何政策都有可能產生社會撕裂感。但打壓中國，欲與中國脫鉤，民主與共和兩黨達成了共識。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過去四年對中國在貿易、科技、金融、匯率方面不斷施壓。拜登新政府官員更在公開場合要求對華強硬。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未來幾年世界將處在“動蕩變革期”可以說是對當前中美關系的真實寫照。預計在相當長時期內，中美兩國在科技、貿易、投資、金融等的硬實力比拼和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將會更加激烈。

?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新”挑戰。二戰之后，世界各國反省歷史、思考未來，共同創立了聯合國和建立在多邊主義規則之上的國際秩序。“戰后秩序”雖然并非完美，但總體上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份額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大。同時全球還面臨著許多共同要解決的問題，如，當前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逆全球化態勢上升，世界經濟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問題等，需要對全球現行的治理體系進行改革。就全球經濟治理層面來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機構。但這些機構的改革比較滯后。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美國的投票權份額已經由16.75%微幅降至16.5%，而根據IMF基金章程的規定，IMF重大事項調整需要獲得至少85%投票權的支持，因此，美國仍然手握重大決策一票否決權。此外，中國已經連續十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投票權份額卻還少于日本，這也是不合理的地方。

“新”一輪科技經濟競爭激烈。歷史經驗表明，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是新產業集中孕育的時期，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更是國際競爭格局劇烈變動的時期。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英國崛起為世界性大國，稱霸全球近一個世紀。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都發生在美國，美國自1894年至今一直是全球第一經濟強國。并在二戰以后逐漸成為科技強國、軍事強國，并借助美元稱霸世界。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十年，也是新技術革命取得突破的關鍵十年。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均將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3D技術、5G等新技術應用放在競爭的突出位置。2020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強“兩新一重”建設：即通過新一代信息網絡和新基建的建設，來推動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搶占未來新技術革命發展的制高點。

國際競爭“新”優勢亟待培育。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經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出口商品結構也持續優化。但整體上看，我國出口商品處于價值鏈中低端、世界知名品牌缺乏、卡脖子的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不足，服務貿易持續多年逆差，盡管近年來呈現縮小趨勢，但2019年仍達到了2594億美元。此外，全球經貿規則的協調已經由關稅和投資準入等“關境之上”領域，逐漸向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和勞工保護等權益保護領域等“關境之后”領域過渡，我們必須和國際高標準貿易規則相對接。目前，數字經濟已成為我國發展的新一輪朝陽，帶動很多相關行業發展，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為35.9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6.2%，在全球居于領先地位，但目前我們在數字領域的很多標準規則制定尚處空白，我們要加快解決這些問題，確保我國在數字經濟和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跑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于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基于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客觀分析，我國已采取積極應對措施：一方面強調主要依靠“內循環”維持增長動力，另一方面發展以我為主的“外循環”。“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抉擇，更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抉擇。（馬紅 作者為連云港市委黨校市情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