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國考再次拉開序幕。在各大媒體的報章中可知,今年的國考報名又堪稱史上最卷,有些崗位的報名人數竟突破萬人大關,卻只招考一人。管中窺豹,似乎舉國上下,“穩定”已成為這代年輕人的最大追求,甚至網端已延伸出一門所謂“茍學”——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茍住”,求穩、避讓、討好,在危機發生時保存自己,在搖晃的現實中尋得一點安全感。曾經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犬儒”,終在這一時代活成了“茍”。
自然,在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下,公務員、事業單位等職業的穩定性成為吸引年輕人的一個重要因素,“世界的盡頭是編制”這句網友調侃的話,甚至也出現在一些主流媒體的正面新聞報道里,似乎全世界都對“年輕人求穩”的社會現象心照不宣,不再像過往一樣口誅筆伐、揶揄戲謔;甚至當一些頂尖高校的碩士、博士也下場競爭某某城管、環衛等基層崗位時,“明哲保身”一詞都有了正面的闡釋空間,卻已不在乎這個成語所蘊含的貶義——為保住個人利益回避原則斗爭的庸俗作風。這似乎成為了“緊縮型社會”的鮮明腳注。
能感覺到,整個社會對這代年輕人的輿論走向是逐漸鈍化的,不像對待80后、90后那樣,動輒被罵為“垮掉一代”。即便如此,這一現象背后,仍有著不可漠視的社會議題。比如伴隨“考公熱”而來的,是另一個不因代際嬗變而改變的附屬現象——在報考環節,與一些熱門崗位的摩肩接踵相比,一些偏遠、貧困地區的冷門崗位卻門可羅雀,無人報考。
即便有人考了進去,也最終選擇逃離。今年5月,武漢大學研究生顧某對選調分配的地點——甘肅嘉峪關不滿意;在她名為《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的網絡公開文章里甚至直言:“嘉峪關就是落后的戈壁灘小縣城,我在那里被禁錮,動彈不得”;而導師也攛掇她:“你怎么甘心去偏遠落后地區。那邊能有什么好男人……”這話從高校教師口中說出,引人驚詫。
另一邊廂,“某市一貧困村舉債千萬建辦公樓,卻只有8人使用,包括一名大學生村官”的類似新聞,又時時以各種形式上演。由此,筆者在想,若曾在網上走紅的“最美縣委大院”里也有一些招考崗位和名額,會有多少年輕人愿意報考呢?這些“大院”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卻沿用至今,深受群眾好評,不過卻是典型的“清水衙門”——斑駁的墻壁、簡樸的磚木,60年不翻新的寒酸氣息;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員的“艱苦樸素”作風,絲毫不見作為當下政府辦公機構和工作人員的體面、大氣、待遇優渥,甚至還悖離了某些為群眾所詬病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儼然是基層鍛煉的好戰場。
可想見,這種“風清氣正”的辦公環境和處事氛圍,實在與那些熱衷考公的年輕人之想象大相徑庭。所以,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絕大多數考公者都存在“挑肥揀瘦”的動機,真正是為政治理想而來的,不能說鳳毛麟角,也大抵數量不少,多少都有點錢理群口中“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影子。這時就有“當事人”要反駁了:就業、婚戀、房產等“三座大山”已讓我們壓力山大,還有經濟下行、社會不公等使人殫精竭慮;“考公”不就是被逼無奈下的權宜之計嗎?可說到底,為追逐世俗化的東西,愿意背棄理想、收斂獨立思想,愿意濡染機關作風,被體制固化、一眼看到退休后的自己,這就不算妥協了嗎?
坦率地講,對于“為人民服務”這一精神層面的審思和職業闡釋,大抵有不少報考者就如對待冷門崗位般,勉為其難,一般也存在于“結構化面試”時的冠冕語句中;甚至整個社會功利風氣的畸形蔓延,早已使這種趨利求穩的原始動機不加掩飾的公開化了。
當下被現實“逼瘋”的年輕人,估計也無暇思考一直苦苦“考公”的本質到底是什么。算不得本末倒置,說不上買櫝還珠,只是當真正在體制內洗溫水澡了,“為人民服務”是否成為肥皂沫子一甩而去,你是否會成為尸位素餐的“僵尸”,而無意識去領悟,那宏大敘事下,何為具體的使命感,成就感呢?“春風”再美,度不過嘉峪關也枉然。(張晨晨)
總值班: 吳弋 編輯: 馬靜靜
來源: 連云港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