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網】 金秋時節，我乘車穿行在紅色圣地延安，映入眼簾的是遍布山城的革命遺址、紀念館、陳列室……這些紅色景點、紅色資源所蘊含的紅色思想、紅色精神，是黨中央和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縱橫馳騁、艱苦奮戰，給我們留下了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
9月下旬，我沿著蜿蜒山路，漫步在延安“紅色”遺址中，讓我魂牽夢繞、情之鐘系是抗戰時期我們黨所創辦的一所所“窯洞大學”。我目睹著這些學校的舊址，久久凝思著那一孔孔土窯洞，我感到，延安不僅是出理論、出路線、出政策的革命圣地，延安也是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的人才圣地。在延安的“窯洞大學”里培養、鍛造了一群群燦若星河的治黨、治國、治軍的棟梁英才……
革命熔爐 鍛造英才
我駐足滾滾延河邊，凝視巍巍寶塔山，回望我們黨在延安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深深感悟到，我們黨在延安的革命發展、奮斗史，就是一部集聚人才、造就人才、壯大人才，團結和支持各方面人才為黨和人民事業建功立業，書寫亙古未見的紅色奇跡的歷史。
1935年12月的一個夜晚，瓦窯堡一個破舊的窯洞里，燭光搖曳下的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謀劃著紅軍的生存發展之道。毛澤東氣魄很大地說：“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干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去。”
9日24日，我輾轉來到寶塔區二道街西側“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舊址。古色古香的復原校門上方書寫著“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字樣，校門兩邊墻上寫著毛澤東題寫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陳列室的講解員娓娓道來，1936年的6月1日紅軍大學在瓦窯堡開學了，這所大學有了中共黨史上前所未有的辦學陣容，教育委員會由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羅瑞卿等組成，林彪擔任校長。1937年1月，抗日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廣開進賢之路、廣納天下英才。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延安成了全國青年心中的圣城，一群身份不同、性格各異、政治觀點千差萬別的年輕人，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會集延安。
培養抗日干部，毛澤東說：“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是辦學校。”1937年7月在延安創辦陜北公學；1938年4月創辦了魯藝；1939年創辦了女子大學……延安期間，中央先后創辦了數十所干部院校。這些院校有正規的高等學校，也有戰時短訓班，有黨校軍政學校，也有工青婦的干部學校；有文學、自然科學的學校，也有醫藥衛生，農業學校等。真可謂門類齊全，形式多樣，生機勃勃。1938年至1942年，從國統區來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達5萬余人。
在這一所所極為簡陋的“窯洞大學”里，學員們以窯洞作教室，泥巴石灰糊的墻作黑板，石磚頭作桌椅板凳，沙盤和樹枝作紙筆……學員們邊學習、邊生產、邊戰斗。在創辦“窯洞大學”中，抗大教育長羅瑞卿親自扛著老钁頭，率領1000多名師生到鳳凰山工地。經過半個月突擊勞動，沿鳳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個孔窯洞。當時毛澤東對延安“窯洞大學”的學員有這樣的說法：“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主義。”
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開學。學員達到5500多人，僅知識青年就達到了近4000人之眾，抗大進入了辦學的黃金時期。“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成了西北高原一句流行語。
理論聯系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延安各類學校基本的教育原則。延安是當時全民族學習的中心，而毛澤東是這個學習中心最著名、最忙碌的誨人不倦的老師。他對抗大學員們強調說，總的“就是學一個宗旨，這個宗旨也就是全中華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國。”具體地說，要學三樣東西：第一樣東西是“要學到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加上靈活的戰略戰術”；第二樣東西是要學做干部，發動組織廣大人民抗日；第三樣東西是“要下一種決心”：為了抗日救國，不怕任何艱苦向前邁進的決心。1937年4月至7月，毛澤東親自給抗大學員講授了100多個小時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胡耀邦被選派進抗大第二期學習，在這里，他有幸聆聽了毛澤東親自講授的哲學課。胡耀邦后來也經常說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負是在延安定型的，而進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學習那段時間。
延安的辦學生活，一切實事求是，強調“教以致用，學以致用”。茅盾說：“魯藝并不是‘填鴨式’教學法，它是以學生自動研究、各自發揮其所長為主體，而以老師的講解指導為輔佐的。”
群星閃耀 薪火傳承
“窯洞大學”，如一座座豐碑屹立在延安的黃土地上，造就了一大批能夠擔當重任的棟梁。從軍事到政治，從經濟到外交，放眼世界，還沒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像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一樣，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造就了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陣。
敵后辦學，播撒火種。1939年，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了陜甘寧邊區，層層封鎖，處處設卡。當年9月，國民黨停發了八路軍的糧餉，使陜甘寧邊區的財政雪上加霜。同年，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抗大總校等深入敵后辦學，以打破國民黨的封鎖，減輕邊區人民的經濟負擔。
1939年7月上旬的一天，在延安城東門外一支有5000多人組成的隊伍挺進華北抗日前線，深入敵后辦學。敵后的戰場是抗大學員們最殘酷，也是最有效的課堂。置身于危機四伏的環境，學員們的學習、生活始終處在不穩定中，有時候一天要換幾個地方，常常是夜間行軍、白天教學，這讓他們苦不堪言。在當時日偽頑的三重夾擊下，抗大的學員必須隨時做好戰斗和犧牲的準備。
薪火相傳續輝煌，賡續精神筑華章。9月25日，我走訪延安大學校史館，如今，在校史館內墻上掛著校史沿革圖：1941年7月30日，中央決定將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干部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合并，定名為延安大學……抗戰勝利后，為適應根據地需要，中央派了很多干部、文教單位前往華北和東北。后來新中國的許多高校都與“窯洞大學”有著直接的歷史淵源，如國防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音樂學院……
延安“窯洞大學”辦學十年，培養造就各類英才數十萬。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為打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為新中國的建立與建設奠定了豐厚的人才基石。1955年共和國授銜十大元帥中六位有過抗大經歷，十位大將八位出自抗大之門，上將、中將、少將更是不勝枚舉，共和國省部級干部中抗大學員比比皆是。其中包括之后擔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國家主席李先念和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魯藝畢業生中有:穆青、賀敬之、李煥之、鄭律成、劉熾、王莘、莫耶、王昆、成蔭等文學家、藝術家和記者，他們日后從延安“窯洞大學”走向全國，并在各地生根、開花、結果，成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開拓人和領軍人物。
延安的“窯洞大學”凸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發展建設進程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中華民族面臨危難的時刻，一批最具民族責任感，最富有時代覺悟的年輕人，以個人前途乃至生命為代價，凝聚在了一起，是中華民族撼天震地的魂魄所系。
“度之往事，驗之來事。”今天的我們亦當以史為鏡，鑄造新時代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人才云集、英才輩出的圣地。如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讓更多千里馬競相奔騰”的美好圖景在神州大地漸次展開。
（作者系連云港日報原副總編、高級記者，現為報社新聞研究員、黨史學習教育連云港市委宣講團成員 金同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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