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幾年，對于百廢待興的新海連市（連云港市前身）而言，是一個過渡時期。那時，新生的民主政權正在新解放區和新恢復區摧毀改造舊政權，同時進行生產自救、反特剿匪，推進各項社會改革，動員人民參加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工作和鞏固擴大統一戰線的工作中。而這些舉措，對于70多年后的現今而言，正應了那句話：“我們的發展最終要落實到持續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來！”

■ 解放后百廢待興

重點放在“生產自救”上

剛剛解放，百廢待興，那時候的“新海連”又將采取一番什么舉措，來恢復城市面貌呢？筆者在市檔案局尋找了一番，最終找到了幾份那個時期的會議文件，但從全局上看，所述內容極為有限。在這些由豎排的繁體字構成的影印本上，提到了這幾年“過渡時期”的主要方針：調整農業、工商業結構，加快生產等。而在1949年到1950年左右，“生產救災”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其他各項工作皆是圍繞著生產自救這個中心進行的。

為什么要“生產自救”呢？據查閱到的《新海縣人民政府工作報告》記載，由于日軍蔣匪長期統治壓榨摧殘，再加上連年嚴重水災，當年的我市滿目瘡痍。1950年，被淹土地2458843畝，其中全部失收者占到60%；臺風毀掉的房屋有2829間；二月災情嚴重時，斷炊者有12822戶48765人，占全部人口12.22%；麥收后，僅11個區統計斷炊者尚占到1.27%，至8月間又上升到5.97%。當時情形可謂哀鴻遍野，餓殍滿地。

因為尚處于解放后的過渡時期，各個區縣劃分還并不固定。在筆者發現的一份山東省政府令臨沂專署下發的文件中，也對災情有所記述：淮陰區及其所屬之灌云縣，目前正在進行生產自救、治水、整風與準備求證等繁重任務，灌云縣歷年災荒而今年尤甚，其北部大部分災民靠割取和販賣南土城區所產之燒柴維持生活。倘在目前將南土城區劃出，不僅該縣災民生活受到影響，且居民因砍柴發生糾紛可能更多。

這樣的嚴酷背景，更說明了統一組織和領導存在的必要性。1949年底，中共新海連市委研究制訂了“生產自救、社會互濟、政府扶持”的救災方針，自上而下建立生產救災組織，由黨政主要領導負責，做到切實掌握災情，深入動員，具體組織，團結社會各階層，發動社會一切力量投入生產救災工作，使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而各地區、各界人士也開始組織召開各代會，對當地政府的各項政策和市政設施提出意見和建議，并在實施過程中，向所代表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部隊等的群眾報告、解釋政策和實施的內容，反映群眾意見。同時借此“橋梁紐帶”，各界代表和組織則不遺余力地帶領群眾開展生產自救。

在農業方面，各界代表和組織則牽頭推動加強各個農戶排水輪種、副業生產等工作，助力土地改革；在工商業方面，則參與整頓金融，穩定物價，募捐救災；在教育界，開展社會互濟、教師借薪糧給貧苦學生等。在各方齊心協力下，災荒程度有所降低。此外，各界代表還在近六年的時間里上報了2600多個提案。這些提案均轉到了政府有關部門辦理，通過提案，幫助政府了解各種政策貫徹執行情況，對改進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幫助和推動作用，進一步密切了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助推了“新海連”的面貌改善。

■ 各項事業走上正軌  土改政策讓農民翻身獲利

1950年5月，新海連市與東海縣合并為新海縣。根據政務院頒布關于縣各代會組織通則，當年11月1日，縣政府聘請原新海連市及東海縣各界代表常務委員10人成立籌委會，研究召開新海縣首屆各界代表會議。此后的1950年至1952年間，在全國進行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的大背景下，新海連市社會各界也順應形勢，在動員全市黨員群眾開展思想、宣傳、文化、教育以及土地改革等各項事業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中共新海連特委和贛榆、東海、灌云三縣縣委始終把宣傳教育作為“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針對干部入城后的思想狀況，中共新海連特委作出了“學習時事，澄清思想，整頓組織，建立制度”的決定，要求干部加強時事和政策學習，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加強團結，克服享樂思想，保持無產階級本色。特委下設了宣傳教育委員會，各級黨政機關成立了學習委員會，普遍建立周會、黨日等學習制度，堅持先黨內后黨外，先干部后群眾，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開展恢復生產、組織生產自救、清匪肅特、減租減息、穩定社會、建立基層民主政權、參軍支前等宣傳教育活動。

教育的恢復也是重要考量。解放前，我市教育事業十分落后。國統區的教育基本上被官僚地主階級所控制，廣大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子女基本上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且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嚴重脫離社會需要。革命老區的教育事業雖有了長足發展，但因根據地處在戰爭環境下，貧窮落后、文化基礎薄弱，教師人才難找，所以教育事業的發展受到了很多制約。面對新中國成立后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學制和教學內容已很不適應。為此，市、縣和鹽特區委以老解放區的教育經驗為基礎，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教育文化事業的改造工作，徹底肅清封建買辦式的文化教育思想，確立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教育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學的、服務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實行“學校向工農子女開門”的方針。

土地改革則是重中之重。“不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就無法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解放農村生產力，廣大農民的生活也就無法改善，并直接阻礙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道路的開辟。”市委黨史工辦主任徐勤飛介紹。因此，建國初期開展的土改和結束土改運動，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勢在必行的一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新海連特區建立后，特委決定在農村開展減租減息和生產救災工作，并確定云臺各鄉為減租減息重點。與此同時，還發展農會會員，建立民兵組織，培養選拔干部，建立健全鄉村政權和農民協會組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動農民開展減租減息和廢債反霸斗爭。

1949年冬，中共新海連市委依據老解放區的土地政策，決定在土地比較集中、地主富農較多的云臺區新縣村、浦西區小官莊村進行土地改革試驗。1950年試驗結束。減租、反霸、土改試驗初步打擊了封建地主及鄉村反動勢力，培養鍛煉了一批干部，為全面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造了條件。至1951年4月底，新海連市共沒收地主土地60455畝，房屋3307間，糧食142233.5公斤，征收富農多余土地1321畝，多余房屋99間，多余糧食756公斤，征收小土地出租者多余土地2446畝；貧雇農分得土地60494畝，房屋3143間，糧食114666.5公斤。土改后，貧雇農人均占有土地3.32畝，比土改前提高了一倍半。農民在經濟上翻身，分得了土地，找到了生產發家的道路，極大地激發了生產積極性。

■ 匪特和封建結社猖獗  部隊和公安合縱打擊保民安

在新海連地區全境解放時，一部分有計劃潛伏下來的軍警匪特與未及逃走的殘存匪特混跡一起，形成了一股危害社會穩定的敵對勢力。與此同時，一貫道、圣賢道、先天道、四季會等20余種會道門，大小道首200余名，道眾近萬名，遍及城鄉。這些會道門組織大部分被匪特利用，共同成為當時企圖與人民政府為敵的一支反動力量。

新海連軍管會及嗣后成立的由中共新海連特委領導的新海公安大隊，與東海縣獨立團緊密配合，在云臺山地區展開了剿匪斗爭。至1948年12月底，共擒敵183名，繳獲各種武器201件，子彈3200余發，電話機、油印機各1部。

1949年4月底，中共新海連特委作出了《關于云臺山區清剿工作的指示》，并與灌云縣聯合成立統一的清剿指揮部，由云臺工委書記梁如仁任主任，灌云縣公安局長封必琉和新海市公安大隊長王雨亭任副主任。指揮部帶領一個連武裝和一個工作組具體實施清剿計劃。同時在匪特活動頻繁的區、鄉、鎮成立了清剿委員會，制定了具體的清剿計劃。

中共新海連特委還從駐軍第16團和第1團各抽調一部分指戰員，從公安大隊抽調兩個中隊，并聯系鹽警部隊組成一支強大的武裝清剿隊伍，兵分4路，切段圍剿，先后擒獲匪特130余名，擊斃一些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和頑抗分子。此后，剿匪肅特斗爭在灌云、東海兩縣普遍展開。“當時，在各級黨委的宣傳教育下，廣大人民群眾情緒高漲，積極投入清剿斗爭，揭發和提供匪特線索，使匪特無處藏身。”市委黨史工辦主任徐勤飛介紹。

當時與匪特一同禍亂我市的，還有一大批反動會道門。總的說來，是一種具有準宗教性質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濃的秘密結社組織，往往打著宗教、民間信仰等旗號吸引群眾，蠱惑人心。“1948年，新海連特區公安總局開始對反動會道門進行調查。先后查出反動會道門20余種，即責令會首道眾解散。”我市公安系統文史專家宋繼奎向筆者介紹。為了有效打擊這些反動組織，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其第八條規定：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

根據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部署，1953年，全國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區農村和尚未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城市，普遍開展了“取締反動會道門”，對“反動會道門”道首及骨干進行大規模逮捕并經過審判后判刑。據《連云港市公安志》記載，1953年，新海連市公安局逮捕“一貫道”道首9名，“玄修門”門首1名；1954年，新海連市有各類道首52名，辦道人員97名，道眾3889名。經過打擊取締，處決道首1名、死緩1名、關押13名、管制22名、教育釋放1名、自新登記98名、退道3824名。到了1955年，市區共打擊處理反動會道門道首52名、道眾33名。經過幾年的努力，新海連特區和贛榆、東海、灌云三縣的匪患、封建會道門等，基本肅清，穩定了社會治安秩序，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 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  發展的目標就是惠及百姓

三年前，市委書記項雪龍的一句話，擲地有聲、言猶在耳：“我們的發展最終要落實到持續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來！”三年來，市委、市政府始終圍繞這句話，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這也是70多年前不敢想象的發展藍圖。

發展的目標就是惠及百姓，讓百姓享有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這也是民心所盼。2020年，我市以政府的緊日子換百姓的好日子，民生支出增加10.5%。百姓收入不斷增長。而從家門口的優質學校，到方便的互聯網醫院，再到社區功能齊全的居家養老中心，惠民舉措不斷增加。與此同時，觸摸式紅綠燈、城市書房、垃圾分類站、文明公廁……這些“硬件”讓城市功能更完善，市民生活更便利。整齊規范的沿街門店、隨處可見的綠色生態環境……這些“軟件”讓“城市顏值”更高，美譽度更響，一座“生態、智慧、健康、文明”的城市展現在人們面前。

同心同德，才能同聲同氣。作為一座“美德之城”，這些年，港城涌現出王繼才、方敬、鐘佰均等一批時代先鋒，這些時代先鋒涵養了一方風尚，引導市民形成文明自覺——他們或是隨手撿拾垃圾的學生，或是攙扶老人過馬路的青年，或是懷抱捐款箱為貧困學子募集學費的志愿者……先鋒模范效應的持續放大，讓港城形成“點燃一盞燈、照亮一大片”的生動局面。如此，我市才能首創即成，讓“全國文明城市”名副其實，這也正應了那句鼓舞人心的口號：“為高質發展而創、為城市進步而創、為人民幸福而創！”（張晨晨  史贄仁）